正月里的日子，像是被按下了快进键，一天天在鞭炮声和喧闹声中嗖嗖地往前赶。空气里仿佛永远飘着一股散不掉的硝烟味和油腻腻的肉菜香。这边邱老二家的喜酒刚吃完没消停两天，那边不知道谁家又传来了噼里啪啦的鞭炮响。
爸妈像是上了发条，一听到信儿，就开始收拾。妈念叨着：“寨子里就是这样，红白喜事，家家都要出人帮忙，这是老规矩。现在咱们去帮别人，以后咱家要是有点啥事，全村人也会来搭把手。”
爸在一旁闷声点头：“人情往来，就是这样。”
我心里虽然对那些长舌妇和压抑的婚宴厌烦透顶，但也知道爸妈说得在理。在这山沟沟里，单门独户是活不下去的，谁家也离不开这盘根错节的人情网。于是，我们一家五口，又踏上了去吃酒席的路。
这一家娶媳妇的是寨子东头的杨家。场面和邱家差不多，一样喧闹的人声，一样支起的大锅，一样油腻的八仙桌。只是新娘子换了个人，是个圆脸盘的姑娘，看着比邱家那个新娘子开朗些，脸上带着点羞涩的笑，但眼神里同样藏着对新生活的茫然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惶恐。
主持婚礼的，还是那个凶神恶煞的王文涛先生。他依旧提着那只倒霉的公鸡，重复着那套拔毛、洒血、念咒的仪式。我看着那鲜红的鸡血溅在红伞和新娘红色的衣角上，心里已经没了最初的惊惧，只剩下一种麻木的冰冷。这套程序，就像寨子里磨豆腐的石磨，吱吱呀呀，一圈又一圈，磨掉了一个又一个姑娘眼里的光。
席间，那些熟悉的长舌妇面孔又出现了。她们换了个评价对象，对着杨家的新娘子品头论足。
“这个脸盘圆，有福气！”
“屁股不小，好生养！”
“就是个子矮了点，以后干活怕是力气小。”
她们的声音不高不低，像苍蝇一样嗡嗡着，精准地传入每个人的耳朵。我埋头吃着碗里的菜，感觉那些话语和饭菜混合在一起，变得难以下咽。
爸妈依旧在帮忙，洗碗、端菜、收拾桌椅。妈的脸上带着惯常的、略显疲惫的笑容，应付着各路人马的搭话。我看到那个黑牙齿的妇女又凑到妈身边，低声说着什么，妈只是点头，偶尔扯一下嘴角。
我看着妈那逆来顺受的样子，心里一阵刺痛。她年轻时，是不是也曾被这样评头论足？是不是也怀着忐忑的心情，走过那洒满鸡血的路？她是不是也曾经……有过别的梦想？
没容我细想，另一家的唢呐声又响了。这次是寨子西头嫁姑娘。我们像赶场一样，又奔赴下一处“热闹”。
嫁女儿的场面，和娶媳妇又不太一样。少了些喧闹，多了些离别的伤感。新娘子穿着红嫁衣，由兄弟背着出门，她的母亲跟在后面，一边往她身上撒着五谷，一边抹着眼泪。那哭声不是假的，是真真切切的骨肉分离之痛。可围观的众人，大多还是笑着，说着“恭喜”、“嫁个好人家”之类的吉利话。
我看着那哭泣的母亲和茫然的新娘，突然想到，如果有一天我嫁人，我妈会不会也这样哭？不，我立刻否定了这个想法。我不会让自己走到那一步。我不要这种被安排好的、带着眼泪的离别。
整个正月，我们仿佛就在这流水一样的宴席中度过。吃了东家吃西家，见了形形色色的新郎新娘，听了无数大同小异的吉祥话和闲言碎语。那些新娘子，有的哭，有的笑，有的麻木，但无一例外，都像是一件被展示、被评价、然后被移交的物品。
我开始害怕照镜子了。镜子里的我，眉眼渐渐长开，确实如那些长舌妇所说，有了点“鲜花”的模样。可这模样，非但没让我高兴，反而让我感到一种深深的恐惧。我怕自己有一天，也会被贴上“能生养”、“好生养”的标签，被打扮起来，推上那个洒满鸡血的仪式场，成为一个陌生的妻子，一个传宗接代的工具。
每当宴席散去，跟着爸妈走在回家的路上，看着暮色中沉寂的大山，我才觉得能喘过气来。只有回到我们那个简陋的山洞，看着那堆自己生起的、跳动的火焰，我才觉得，我的命，还攥在自己手里。
这正月里的流水席，像一场漫长而压抑的教育课。它没有课本，却用最真实、最残酷的方式，告诉我一个山里的女娃，通常意味着什么样的未来。那些红盖头下的眼泪，那些席间的闲言碎语，那些母亲无奈的沉默，都像锤子一样，一下下敲打着我心里那点不肯屈服的念头。
我不能像她们一样。
我绝不要像她们一样。
这念头，在一次次宴席的洗礼中，非但没有被磨灭，反而像被淬炼过的钢铁，变得更加坚硬和清晰。山外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小长英过的日子是不是唯一的出路？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必须想办法，挣出一条不一样的路来，哪怕那条路布满荆棘，也比眼前这条看得见尽头的“花路”，要好上千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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