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第一节
正月只剩最后几天，我起床时竟发现外婆还在睡懒觉。这很反常——老年人向来早睡早起，此刻太阳都快晒到床头了，她却迟迟没醒。我走过去想推醒她，凑近了才见她脸肿得厉害，心里一紧，赶紧喊来母亲。母亲一看便知不好：“外婆病了，得赶紧送医院！”
我跑去搬运站借了辆板车，众人七手八脚把外婆抬上去，又将板车捆在自行车扶手上，匆匆往嘉兴市第一人民医院赶。还没开学的我守在病床边，夜里困了就蜷在床脚将就。可外婆的病没见起色，第三天，她还是走了。医生说，是心脑血管的老毛病。
拉外婆回家时仍用那辆板车。姐姐说我守了两天太累，让她来拉，便先载着外婆走了。我跟着大人们步行——家里只有一辆自行车，我走得比父母快些，前不见姐姐的板车，后不见父母的身影。想着双溪桥地势高，姐姐一个人未必拉得上去，我索性加快脚步往前赶。
走到洋桥洞时终于望见板车，却见外婆躺在地上，姐姐不见踪影。原来是上坡时颠簸，外婆从车上颠了下来。姐姐察觉车轻了回头看，发现外婆不在，吓得躲在远处不敢靠近，见我来了才敢上前。我们俩合力把外婆抬回板车，父母恰好赶到，问清缘由后，姐姐红着眼说不敢再拉了。父亲看向我，我接过车把：“我来拉，但得到东大营门口等你们——吴泾桥太陡，我怕拉不上去。”父母应着加快了脚步。
我拉着板车，低头跟外婆念叨：“外婆，别再调皮了，我拉你回家。再捣蛋，我可就不带你走了啊。”恍惚间像听见一声“嗯”，回头看时，车斗里的外婆静静躺着，没一点动静。
到了东大营门口，我停下等后面的人。没过多久，对面部队岗哨传来喝问：“干什么的？不许停留！”“解放军叔叔，我外婆走了，这桥我上不去，能帮忙推一把吗？”两个哨兵对视一眼，一个说值勤不能离岗，让另一个过来查看。见真是位老人，哨兵没再驱赶，等大人们赶到，一起把板车推上了吴泾桥。
我继续拉着外婆往家赶，到张家弄下车，独自把板车推上新桥，顺着下坡直溜到家门口。阿姨和姨夫已在门口等候，堂屋的门板早已架好，我们把外婆抬进去安置在上面。父母随后赶到，母亲说要给外婆擦洗换衣，我便上了楼。
一进房间，却见外婆的皮箱和柜子锁都被撬开了——家里遭了贼！我大喊着跑下楼，众人上来一看，果然是进了贼。“家里有你阿姨姨夫在，怎么会遭贼？”父亲自言自语，目光落在阿姨和姨夫身上。他们却反咬一口：“肯定是你撬了锁，偷了外婆的东西！”我从没对长辈说过脏话，那一刻却忍不住啐了句：“真他妈的不要脸！”
从此后，再遇见他们夫妻，我都视若无睹。母亲劝道：“算了，现在不是计较这事的时候，先让外婆入土为安。”她总是这样善良，可我觉得，这事本该报警的。
外婆走后一个月，园子里的小桃树缀满了含苞的花蕾，墙根的青苔洇出几片新绿。我在园子里练扔石头的准头，堂屋里的竹凉榻投下格子状的阴影，母亲正用蘸了碱水的抹布擦饭桌，木头的纹路被浸得发胀，散出清润的草木香。
“咚咚咚”的敲门声撞碎了午后的慵懒。母亲在围裙上蹭了蹭手，开门时“呀”地低呼一声。我探出头，见院门口立着两个人：男的穿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领口别着枚小小的红像章，脊背挺得有些发僵，透着股硬朗的气场，像个干部；女的梳着齐耳短发，蓝布褂子的袖口磨出了毛边，手里拎着个鼓鼓囊囊的蓝布包。
“是马县长？”父亲在阳台上出声，慌忙下楼迎出来，声音里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他平日总爱把袖口卷到胳膊肘，此刻却急忙往下扯，露出的手腕上还留着几道浅疤——那是在牛棚里搬石头时被铁链蹭的。
“老于，我平反了。”马吉德的声音像被砂纸磨过，上前一步握住父亲的手，指节因用力而泛白。阳光从他耳后漏进来，我才看清他鬓角已泛白，眼角的皱纹里像嵌着没洗净的泥灰。
母亲忙着沏茶，玻璃杯里的茶叶打着旋儿沉下去。马县长的爱人把蓝布包放在桌上，解开绳结，里面用油纸包着的东西散出芝麻香混着麦芽甜的气息。“这是老家捎来的，”她笑着说，眼角堆起细密的褶子，“高粱饴、冲管糖、芝麻饼，都是孩子们爱吃的。”
我盯着那包芝麻薄饼咽了咽口水，饼上的芝麻粒在阳光下闪着光。母亲在我背上拍了一下，我却已经伸手拆开油纸，薄饼咬碎的脆响在安静的堂屋里格外清晰。马县长看我吃得急，眼里漾出笑意：“慢点吃，不够家里还有，都是山东老家的手艺，用鏊子烙的。”
父亲把马县长往楼上请，楼梯被踩得咯吱响。我也跟上去趴在阳台栏杆上听，只听见断断续续的谈话声，时而有父亲的叹气，时而有马县长压低的哽咽。后来才知道，当年马县长被关进黑屋时，造反派拿着纸笔逼父亲写揭发材料，说只要按他们的意思写，就能从牛棚里放出来，还能分套新住房。父亲把笔摔在地上：“我这条命是马县长从枪眼里拖回来的，昧良心的事做不得！”结果被打得断了两根肋骨，在牛棚里躺了三个月，醒来还念叨着“老马是清官”。
日头偏西时，马县长夫妇要走了。父亲送他们到院门口，新盖的砖瓦房在夕阳下泛着暖黄的光。马县长忽然停住脚，指着屋檐下的阳台栏杆笑：“房子盖得不错，恐怕嘉兴找不出第二幢这样的小洋楼，是不是太讲究了点？”他语气半开玩笑半认真，“老于啊，可别让这砖缝里长出资本主义的苗。”
父亲的脸一下子涨红了，手摆得像拨浪鼓：“老马你晓得的，我哪敢！老房子被供销社占了，不盖不行啊。”他扯着自己的粗布褂子，“你看我这穿着，哪点像资产阶级？”
马县长笑了，拍了拍他的肩膀：“我晓得你的脾气。”黑色轿车在土路上扬起一阵灰，车窗里的手挥了又挥，直到车影拐过小石桥，父亲还站在原地搓着手，像是卸下了千斤担子。
第二天一早，父亲揣着母亲煮的茶叶蛋回公社了。我抱着竹竿在小河边钓虾，母亲挎着竹篮来喊我回家吃饭，篮子里的马齿苋还沾着露水。“你星星哥出事了。”她的声音发颤，蓝布衣服被风掀起一角。
星星哥是驼背阿唐叔的独子，前阵子我刚帮他在竹林里砍了几根竹竿，削得溜光当渔网架子。他总爱蹲在自家门口补渔网，手指粗得像老树根，穿尼龙线却比绣花针还巧。每次补完网，都会摸出颗水果糖塞给我，糖纸在阳光下闪着彩色的光。
“说是在高桥村附近的河边……”母亲的声音越来越低。我手里的竹竿“咚”地掉进水里，溅起的水花打湿了裤脚。高桥村的河湾我熟，经常去溜狗，岸边长满了野芦苇，风一吹就沙沙响，怎么会……
三天后，驼背阿唐来家里，拿着外婆的拐杖戳在泥地上，每一下都像敲在人心上。他的背比以前更驼了，脖子几乎要埋进胸口，说话时牙齿打着颤：“我家星星……他不是那样的人……”
母亲把他扶到椅子上，端来的红糖水里浮着几片姜。“你别急，”她抹了把眼角，“鱼行老王家的女婿在省厅，你要不去求他们想想办法。”随后母亲又去医院给父亲打电话，问有没有认识的人，电话线在电线杆上晃悠，像根绷得快要断的弦。
那天晚上，我躺在木床上翻来覆去，总像听见河边传来渔网被风吹动的声音。母亲在灶房烧香，火光映着她的黑发，她说星星哥前几天还送了条大鲫鱼来，说要给我补身子。
第四天清晨，巷口传来哭喊声。我光着脚跑出去，看见驼背阿唐被人扶着，腰弯得像张弓。那时候对大案要案讲究从重从快从严，有人说，星星哥昨天就被执行了，父亲连夜往回赶，还是没赶上。
母亲把我搂在怀里，她的手冰凉。我摸着口袋里那颗没吃完的水果糖，糖纸已经被攥得发皱。我想，要是那天我没帮星星哥找竹竿，他是不是就不会去河边了？要是父亲能早点回来，是不是就能救下他了？
许多年后，我在自己公司办公室门口，听见有人说家住高桥，便走出去凑了个热闹。一个女工正讲起往事，说她年轻时就在高桥村，二十年前有个相熟的后生总在河边打鱼，那天两人拌了几句嘴，她气不过推了他一把，谁知他还手时两人滚在了一起。“那狗一叫，全村人都来了，”那大婶的声音发哑，“我当时脸都烧起来了，顺嘴就说了那句‘强奸’……”
她说后来想去改口，公安同志把《刑法》摊在她面前，指着“诬告反坐”四个字说，改口是要判刑的。“我看着那后生被押走时，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天，”大婶抹了把脸，“这么多年了，我总梦见那条河，芦苇长得比人高……”
窗外的阳光落在她的白发上，像落了层霜。我递过去一张纸巾，忽然想起星星哥补渔网时的样子——他总爱哼着不成调的曲子，阳光透过树叶落在他脸上，忽明忽暗。
有些债，是岁月也还不清的。有些错，原是命运在泥里结的疤。
（泥痕叹）
旧岁残阳照板车，蓬尘载骨路偏斜。
慈亲隔世空留恨，恶语伤人竟似麻。
高梁饴甜凝苦泪，芦苇影暗覆沉沙。
苍烟漫漶泥中命，疤上霜痕未肯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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