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五年（1926年）三月中的广州，岭南春季的潮湿闷热提前到来，黏稠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压得人喘不过气。黄埔军校校园内，表面上一切如常，课堂讲授、操场操练、夜间点名，秩序井然。但一种无形的、令人心悸的紧张感，却如同地下暗流，在军官、教官和学员中间悄然蔓延。嗅觉敏锐的人，已经能闻到那股越来越浓烈的、混合着阴谋与血腥的气息。
重返黄埔担任战术教育已有一段时日，楚云飞凭借其卓越的军事见解和独特的带兵经历，很快在军校树立了威信，授课深入浅出，深受学员欢迎。然而，他内心的警惕却与日俱增。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历史的车轮正隆隆驶向那个着名的血腥拐点——“三二零”中山舰事件。时间每过去一天，那股宿命般的压迫感就逼近一分。
三月十八日，星期四，是一个看似平常的日子。但楚云飞从清晨起床开始，就感到一种莫名的心神不宁。上午授课时，他注意到校本部往来的人员神色匆匆，几名高级教官在课后被紧急召去开会。午后，校园内的警卫明显加强，巡逻队的频率和人数都有所增加，气氛陡然变得肃杀。
傍晚时分，楚云飞按照惯例在校园内巡视。当他经过校本部办公楼时，恰好遇到教育长王柏龄与几名作战参谋面色凝重地快步走出，低声交谈着零碎的词语：“……戒严……调动……海军……要快……” 看到楚云飞，王柏龄只是微微点头，眼神闪过一丝难以捉摸的复杂神色，便匆匆离去。
这些蛛丝马迹，如同拼图的碎片，在楚云飞脑海中迅速组合。他知道，这不是普通的演习或常规部署。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强烈到了极致。
当晚，楚云飞秘密召见了绝对可靠的情报队心腹队员（该队员以文书身份为掩护留在军校）。队员带来的消息证实了他的预感：广州城内外部分驻军，特别是第一军的部分嫡系部队，出现了异常调动迹象；虎门要塞和海军舰队方面也有不同寻常的联络；更重要的是，蒋介石位于长洲岛的秘密指挥所，通讯异常频繁。
“队长，风声很紧，好像有大事要发生。”队员压低声音报告，“咱们在海军的朋友隐约透露，明天（19日）凌晨可能有重要船只的特别行动，但具体目标不明。”
楚云飞的心猛地一沉。所有线索都指向了那个他已知的历史事件——针对中山舰的阴谋即将启动！这不仅仅是针对共产党和苏联顾问的挑衅，更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权力清洗的开端。时间就在明后两天！
他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巨大的历史洪流扑面而来，个人力量何其渺小。但他不能什么都不做。直接向可能被针对的一方发出明确警告？这无异于自杀，且会立刻暴露自己，打草惊蛇，后果不堪设想。但坐视惨剧发生，又与他内心的信念和良知相悖。
必须在自保与尽责之间，找到一条极其狭窄、隐秘的路径。
他迅速做出了两个决定。
第一，他铺开信纸，用左手以一种完全陌生的笔迹，蘸着特制的隐形墨水，写下了一封极其简短的匿名警告信，内容隐晦却关键：“风云将变，明日凌晨，泊舰恐生事端，慎防码头沿线。知名不具。” 这封信没有明确指向任何人或任何具体行动，但若收信人足够警觉，应能从中读出危险信号。他命令心腹队员，通过一条绝密的单线联络渠道，务必在午夜前，将这封信送到中共广东区委某个秘密联络点。他不能做得更多了，这已是冒着极大风险。
第二，他立刻以战术教研室主任的名义，起草了一份训练计划调整建议，理由是近期天气恶劣（实际上只是闷热），为锻炼学员恶劣天气下的实战能力，建议将于次日（19日）原定在校内进行的战术推演，临时改为野外拉练，地点选在广州城东数十里外的罗浮山区域，并要求下属各教官（其中包括几位他知悉思想比较进步、可能被重点关注的教官）带队参加，即刻准备，拂晓出发。这是一个合理的借口，可以将一部分可能受到冲击的人员暂时调离风暴中心。
做完这一切，已是深夜。楚云飞推开窗户，望着漆黑如墨、没有一颗星辰的夜空，潮湿的热风扑面而来，带着山雨欲来的土腥味。广州城死一般寂静，但这寂静之下，却涌动着吞噬一切的暗流。
他知道，明天太阳升起之时，广州将迎来一场改变无数人命运的惊涛骇浪。他尽力布下了两招暗棋，一为预警，一为疏离，希望能像蝴蝶翅膀的轻微振动，在历史的洪流中激起一丝微澜，哪怕只能挽救极少的人，减轻些许的损失。
“大势不可逆，但求问心无愧。”楚云飞喃喃自语，关上了窗户。他吹熄油灯，和衣躺在床上，却毫无睡意，耳朵敏锐地捕捉着窗外任何一丝异常的声响。这一夜，注定漫长而无眠。“三二零”的前夜，空气中弥漫着阴谋与血腥的味道，而楚云飞，这个知晓未来的孤独者，正以自己的方式，悄然迎接着这场注定要来的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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