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招待所的公共盥洗室里飘散着劣质香皂和隔夜水汽的浑浊气味。许愿掬起一捧冷水拍在脸上，水流顺着下巴滴进泛黄的搪瓷盆。走廊尽头传来管理员老张沙哑的咳嗽声，还有铝皮水桶磕碰水泥地的钝响——这座建于五十年代的三层筒子楼，连晨起的声响都透着陈旧和疲惫。
“今天得跑远些。”龚雪将挤好牙膏的牙刷递给他，棉布睡袍领口蹭了点墙灰，“昨天在徐汇看的石库门亭子间，楼梯陡得我踩空两次，隔壁阿婆的马桶就放在公用灶披间……”她声音低下去，睫毛在晨光里投下浅淡的阴影。许愿知道她没说出口的忧虑：招待所结婚证只能住一周，他们像两只迁徙的鸟，急需一方筑巢的屋檐。
推开吱呀作响的木框玻璃门，梧桐叶已铺满霞飞路。弄堂口烟纸店的收音机正播送早新闻：“……市政府鼓励多渠道筹措资金，缓解住房紧张……” 骑自行车上班的人流裹挟着他们向前，车铃叮当，如同这座城市急促的呼吸。
房产交易所设在南京东路一栋殖民时期老建筑的二楼。水磨石地板上满是鞋底划痕，木质柜台被磨得油亮。墙壁贴满手写房源信息：“虹口山阴路亭子间，8㎡，公用灶卫，价600元。”“静安寺周边前楼，12㎡，煤卫三户合用，需侨汇票……” 穿中山装的工作人员从老花镜上方打量他们：“小青年结婚？喏，看看这个——”手指点向角落一张纸，“徐汇宛平路华侨新村新放房源，侨汇券加人民币，两室户！
龚雪裹紧了米色的风衣，轻声问道：我们真的要在这里安家吗？
许愿点点头，目光坚定：这里会有中国最好的剧院、最前沿的文化交流，对你的事业发展最有利。他掏出一张折叠的报纸，指着上面一则不起眼的广告：你看，中华企业公司刚恢复了涉外商品房开发资格，宛平华侨新村已经开始配售。虽然我们不是华侨，但我打听过了，只要有外汇券或者足够的存款，也能排队购买。
龚雪咬了咬下唇，眼中闪过一丝犹豫：可是...上海的住房紧张得很，人均才4平米。
试试看吧。许愿紧了紧她的手，大不了先住招待所，慢慢找。
接下来的几天，两人开始了在上海的寻房之旅。这个年代的上海房地产市场还处于萌芽状态，商品房寥寥无几，大多数房源都是单位分配的公房。他们先去了南京路上的房产交易所，那里张贴着一些房源信息，但大多需要上海户口或者单位介绍信。
同志，你们这种情况，最好去看看爱建房屋开发部的房子。一位热心的老阿姨指点他们，就在静安区那边，虽然是给老资本家们爱国建设用的，但听说也对外出售几套。
辗转找到爱建房屋开发部时，已经是下午三点。一栋灰扑扑的三层小楼前，几个干部模样的人正在交谈。许愿上前说明来意，对方上下打量了他们几眼：有外汇券吗？
许愿从内兜掏出一叠绿色的外汇券。
对方的态度立刻热情了几分：那跟我来看看吧，正好静安寺附近有套两居室空着。
那套房子位于一栋新建的六层楼房里，没有电梯，但楼道干净明亮。50多平米的两室一厅，虽然面积不大，但胜在独门独户，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这在上海当时已经算是奢侈的配置了。墙面刷着淡绿色的涂料，水泥地面平整，窗户朝南，阳光充足。
龚雪一进门就喜欢上了那个小阳台：这里可以放两把藤椅，下午晒太阳正好。她兴奋地在空荡荡的房间里转来转去，已经开始规划哪里放床，哪里摆书桌。
许愿则更关心实际的问题：这房子是什么产权？能过户吗？
有限产权，可以过户。工作人员解释道，一次性付清的话，一万两千元。如果用人民币，要加收20%的溢价。
这个价格在1982年堪称天价——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20年的工资总和。但许愿只是略一思索，就点了头：我们要了。
签合同那天，龚雪特意穿上了那件最喜欢的淡蓝色连衣裙。在爱建房屋开发部简陋的办公室里，许愿郑重地签下自己的名字，然后从随身的公文包里取出厚厚一叠现金——这是他提前从银行取出的存款。工作人员清点了三遍，才开出收据和房产证明。
恭喜你们，现在在上海有家了。工作人员递过钥匙时笑着说。
有了房子，接下来就是置办家具。这在上海同样不是易事，大部分家具都需要凭票购买。好在龚雪在电影厂有些关系，托人弄到了几张家具票。
他们先去了南京东路的上海家具店。龚雪一眼相中了一张双人床——实木框架，床头雕刻着简洁的花纹，要价180元。然后又选了一个三门衣柜、一张书桌和两把椅子，凑齐了所谓的36条腿。
还得买个电视机。龚雪看着空空如也的客厅说，我听说最近上海广播器材厂开始生产民用电视机了，正好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他爱人就在广播器材厂工作，可以帮忙弄张电视票。。
几天后，一台崭新的12英寸上海牌黑白电视机被搬进了他们的新家。电视机放在特意购置的电视柜上，蒙着龚雪亲手缝制的绣花布罩，成了客厅里最显眼的物件。
当夜幕降临，两人挤在崭新的双人床上，盖着龚雪母亲特意大红喜被，被角用金线绣着交颈鸳鸯。许愿关掉电视机，拔掉电源线的手势郑重如仪式。
新生活的信号，清晰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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