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四年十月六日，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北京城浸泡在一场淅淅沥沥的秋雨里，许愿那辆墨绿色的虎头奔S320静静地停在巷口准备出发，副驾驶座上，龚雪望着车窗外被雨水模糊的街景，眉头微蹙，手指无意识地绞着风衣的腰带。“国庆节这就过完了，”她叹了口气，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焦躁，“许多鱼假期作业还没写完，后天就得返校了。我们什么时候回上海？再晚机场怕天气更不好。”
许愿的目光从前挡风玻璃上往复摆动的雨刮器上收回，落在龚雪侧脸上。她今天化了淡妆，但眼底的一丝疲惫和催促却难以掩饰。
“小雪，”许愿的声音平稳，听不出太多情绪，“你带儿子先回上海吧。”
龚雪猛地转过头，眼神瞬间锐利起来：“我先回去？你还要留在北京？还有什么事比儿子开学更重要？”她的声音拔高了一些，“许愿，你老实跟我说，是不是…是不是又要去见你那个前妻林小曼？这都多少年了，她怎么还阴魂不散！”
许愿的嘴角绷紧了一瞬，眼底掠过一丝冰冷的寒意，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他伸出手，轻轻拍了拍龚雪的手背，那手背有些凉。
“跟她没关系，至少不完全是。”许愿的声音低沉下去，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决断，“但有些旧账，确实到了该清算的时候。这个女人，还有她背后那些拎不清的人，真以为我许愿是泥捏的，可以一直占便宜没够？”他冷笑一声，那笑声在温暖的车厢里显得有些瘆人，“我得给她，也给那些人一个足够深刻的教训，让他们彻底明白，我不是好惹的，有些东西，不是他们能碰的。”
龚雪看着他眼中一闪而过的狠厉，心里不由得一紧。她深知许愿的脾气，平日里温和沉稳，一旦触及底线，手段却绝不拖泥带水。她张了张嘴，想再劝些什么，最终只是化作一声无奈的轻叹：“……那你自己加点小心。她现在……毕竟也不是一般人，别把事情闹得太大。”
“放心，我有分寸。”许愿语气缓和下来，“处理完这点手尾，我就回上海。”
“尽快。”龚雪看着他，眼神复杂，“我和儿子在家等你。”
十月七日，雨歇初晴。清晨的空气里带着深秋特有的清冽寒意。许愿亲自开车，将龚雪和儿子许多鱼送到了首都国际机场。十二岁的许多鱼已经长到了许愿肩膀高，背着塞得鼓鼓囊囊的书包，脸上还带着假期的慵懒和对开学的小小抗拒，不停地打着哈欠。
“爸，你啥时候回来啊？下次放假还带我去密云水库钓鱼吗？”许多鱼揉着眼睛问。
“很快。”许愿揉了揉儿子的头发，把一个大号的乐高玩具盒塞到他怀里，“回去听妈妈的话，好好写作业。”
龚雪最后看了许愿一眼，眼神里包含着叮嘱和一丝未散的忧虑，最终只是轻轻说了句：“走了。”
许愿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看着那架银白色的波音757滑入跑道，加速，最终挣脱地心引力，融入北京秋日高远的蓝天。直到飞机变成一个几乎看不见的小白点，他才缓缓收回目光，脸上残余的温情迅速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冷硬的、事务性的沉静。
他没有丝毫耽搁，转身大步走向停车场。虎头奔低沉地轰鸣一声，驶离机场，汇入通往市区的车流。
目的地明确——位于西城区琉璃厂西街的中国版权保护中心。这是当时国内处理着作权事务最权威的机构。
九十年代初的北京街头，车辆尚未像后来那般拥堵，但自行车流依旧庞大。虎头奔沉稳地穿行其间，吸引了不少目光。许愿握着方向盘，眼神专注地看着前方，脑海里却在飞速梳理着那几首歌的脉络。《小螺号》的欢快旋律，《粉红色的回忆》的甜美气息，还有那首磅礴深情的《我和我的祖国》……它们诞生的情景，手稿上反复修改的痕迹，甚至最初在林小曼试唱时他提出的调整意见，都清晰得如同昨日。
他要白纸黑字，将这些作品的权属，牢牢钉死在法律认可的框架内。
车子停在版权保护中心门外。
走进大厅，里面的人不算多，空气中有一种机关单位特有的、混合着纸张、油墨和旧家具的味道。办事窗口一字排开，工作人员大多表情平淡，效率至上。许愿找到“音乐着作权登记”的窗口，前面只有两三个人在排队。
很快轮到他。窗口后面是一位四十岁左右、戴着眼镜、表情严谨的女同志。
“同志，办理着作权登记。”许愿开口，声音平静。
“登记什么作品？”女同志头也没抬，拿起一份表格。
“三首音乐作品。《小螺号》、《粉红色的回忆》、《我和我的祖国》。”许愿清晰地报出名字。
女同志写字的手顿了一下，终于抬起头，透过眼镜片打量了许愿一眼。《我和我的祖国》这首歌，近几年来传唱度极高，她显然有所耳闻。
“词曲作者都是你本人？”她确认道，语气里多了一丝审慎。
“是。词曲都是我独立创作完成。”许愿回答得毫不犹豫，底气十足。这是他早已在内心确认过无数遍的事实。
工作人员抬起头，推了推眼镜，递出来几张表格：“填一下《作品自愿登记申请表》。每首作品一份。”
“需要提供一下材料。”女同志推过来一张打印着要求的纸条，“身份证复印件，作品详细说明书，还有最重要的——作品的手稿原件，或者能清晰体现创作过程和您本人身份的原始稿件复印件。”
许愿从随身携带的黑色公文包里，拿出一个厚厚的牛皮纸文件袋。他早就准备好了这一切。他逐一取出：身份证复印件，三首歌的详细创作说明（包括创作时间、地点、灵感来源、修改过程），以及最关键的那几页已经微微泛黄、边缘有些卷曲的五线谱手稿复印件。原件他自然妥善保管在家中的保险柜里。
女同志接过材料，戴上一副薄手套，开始逐一仔细查验。她看得非常认真，特别是那几份手稿复印件，几乎是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地核对，时不时对照一下身份证上的名字和手稿上的签名笔迹。大厅里很安静，只有纸张翻动的沙沙声和远处其他窗口低低的交谈声。
工作人员接过材料，一份一份地仔细翻阅、核对。她看得很快，但很专注，手指偶尔在稿纸的日期和表格信息间比对着。大厅里很安静，只有纸张翻动的沙沙声和远处偶尔传来的低声问答。
终于，女同志抬起头，将材料整理好：“材料基本齐全。根据规定，我们需要进行核查。主要是核实您提供的创作信息，以及确认作品没有明显的权属争议。”她拿起一个公章，在一份受理回执上“哐”地一声盖下红印，然后递给许愿，“核查期限一般是一个月。一个月后，如果核查没有问题，请您携带这份回执和个人身份证，再到这个窗口来领取《作品登记证书》。”
许愿接过那张薄薄的、却至关重要的回执单，目光在上面“予以受理”的字样和那个鲜红的公章上停留了片刻。
“谢谢。一个月后我再来。”他点了点头，声音沉稳。他将回执单仔细地对折好，放进西装内袋，紧贴着胸口。
“不客气。下一位！”
走出版权保护中心的大门，车子发动，平稳地驶离返回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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