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的最后一天，我从恩施的严霜中飞回重庆，我带回的，不仅是方天那句“全军玉碎”的誓言，更是鄂西群山间那股刺骨的、凝结着死亡气息的寒意。我强迫自己在那架颠簸的c-47运输机上睡了三个小时，因为我知道，从踏入三月的第一天起，直到那场代号“コ号作战”的风暴落地，我可能再也不会有真正合眼的机会。
我，韩夏，作为参谋次长，这片土地的实际军事指挥者，已经将我最后的、最精锐的赌注，押在了那片名为“石牌”的江防要塞上。
三月的重庆，是用一种近乎怨毒的、缠绵的姿态，拒绝春天的到来。雾气和冷雨交织，把山城变成了一座浸泡在冰水里的牢笼。作战室里的炭火烧得再旺，也无法驱散那股从巨幅地图上渗透出来的、深入骨髓的阴寒。那幅地图，现在是我的整个世界，也是我的十字架。
二月下旬，冈村宁次在华北“以战养战”的报告，如同一个幽灵，盘旋在“コ号作战”的阴影之上。横山勇要打通我的“喉咙”，冈村宁次则在挖我的“胃”。我正面临一场双重的战略绞杀。而我，必须同时应对。
三月第一周：死寂中的饥饿
三月的第一周，是死一般的寂静。
横山勇的第十一军，在二月那场血腥的“江北歼灭战”之后，仿佛变成了一头吃饱了的巨兽，退回了宜昌、沙市、荆门一线的巢穴，开始“消化”。第六战区司令官孙连仲将军的电报，每天准时在清晨和傍晚送达，内容千篇一律：“当面之敌，蛰伏未动，仅有零星侦察。我部正加紧构筑工事。”
“蛰伏”，孙将军用了这个词。
我站在沙盘前，看着那些代表日军第十一军主力的红色三角旗，它们安静地插在预定的进攻出发阵地上，纹丝不动。
“总座，”我的作战处长老胡走过来，低声说，“孙将军似乎有些过于乐观了。他昨天的电报里，还在请求补充春季军服。他说……敌人可能被斯大林格勒和瓜岛的失败吓破了胆，‘コ号作战’也许会推迟，甚至取消。”
我慢慢地转过身，看着老胡。老胡是我最得力的助手，但他有时，还是会被表象迷惑。
“老胡，”我拿起桌上另一份文件，递给他，“你看看这个。”
这份文件，不是来自第六战区，甚至不是来自任何一个战区。这是一份由情报处刘子清汇总的、来自华北敌占区的“民生与物价”报告。
“‘北平，三月五日。黑市高粱米，价格较一月上涨两倍。’ ‘天津，三月六日。日军“配给所”外，民众通宵排队，一无所得。’ ‘保定，三月四日。日军“农事试验场”已下达强制种植命令，所有良田改种高产杂粮，收获后“统制”收购。’ ‘河南，豫北。饥荒已现。’……”
老胡的手，在读到最后一句时，开始微微颤抖。
“总座，这……”
“这就是横山勇‘蛰伏’的真相。”我走回地图前，目光却落在了遥远的华北。“老胡，你要记住，战争打到第五个年头，我们和日本人，拼的已经不仅仅是枪炮和意志。我们在拼‘粮食’。”
我的手指重重地敲在地图上的“华北平原”和“江汉平原”上。
“冈村宁次在华北的‘以战养战’，和横山勇在江北的‘扫荡’，本质上是同一件事：抢粮。他们要用中国的粮食，来喂养他们在中国和太平洋的侵略机器。他们要让我们，这几百万军队，这四万万同胞，在他们发动总攻之前，就先活活饿死。”
我深吸一口气，那股潮湿的空气仿佛带着铁锈味。
“横山勇的‘蛰伏’，不是在害怕。他是在等。” “等什么？” “等春小麦。等油菜籽。等江汉平原上最后一批作物的成熟。”我冷冷地说，“他要在五月，在‘コ号作战’发动的同时，完成一次最彻底的掠夺。他不但要占领我们的阵地，还要抢走我们的命根子。”
“所以，孙连仲的乐观，是致命的。他只看到了军事上的‘静’，却没看到敌人战略上的‘动’。”
我立刻抓起电话。“接情报处刘子清。”
“子清，”电话接通了，“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我要你把第二处的全部力量，从监视横山勇的军事调动，转向监视他的‘后勤’和‘经济’。”
“总座？”刘子清显然非常惊讶，在决战前夕转移情报重心，这是违背军事常识的。
“执行命令。”我不容置疑。“我不需要知道他今天哪个联队换了防。我要知道，他为‘コ号作战’准备了多少天的口粮？他征集了多少民夫和船只？他在宜昌和沙市的仓库里，堆积了多少吨大米和炮弹？我更要知道，冈村宁次在华北，三月份，到底抢走了我们多少粮食！”
“我需要数据。精确的数据。”我几乎是吼出了最后几个字。
挂断电话，作战室里一片死寂。
老胡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忧虑：“总座，您……您把冈村宁次看得比横山勇还重？”
“因为横山勇，是“战术”问题，最多，是“战役”问题。”我疲惫地坐回椅子上，揉着发胀的太阳穴。“我们守住石牌，他就败了。我们守不住，重庆就危险了。这是“一锤子买卖”。”
“但是冈村宁次，”我的声音沉了下去，“他是‘战略’问题。他是在瓦解我们的‘国本’。如果华北饿死了，陕西就会乱。如果江汉平原被彻底掏空，湖南就会垮。到那个时候，就算我守住了石牌，守住了重庆……我们也会因为没有一粒米，而全线崩溃。”
“我，”我看着自己的手，它们在轻微地颤抖，“我韩夏，作为总指挥，我不能只盯着眼前的战役。我必须同时打赢两场战争。一场，在鄂西的群山里，用血。另一场，在华北的平原上，用……我不知道，也许只能用‘忍耐’。”
三月的第一周，就在这种对饥饿的巨大恐惧和对决战的焦灼等待中，缓慢地爬行过去。
三月第二周：飞虎的翅膀与陆军的锁链
三月十日，一个消息，如同在重庆这潭死水里丢进了一块巨石，激起了满城的涟漪。
“华盛顿电：美国陆军部正式批准，驻华空军特遣队扩编，正式授予番号——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任命陈纳德将军为少将司令。”
政治圈的人欣喜若狂。他们涌上街头，仿佛胜利已经到来。报纸用通栏标题欢呼：“飞虎插上铁翅，倭寇末日来临！”
老胡也把这份电报递给了我，脸上带着一丝“讨好”的笑容：“总座，这下，陈顾问可算是如愿了。有了正式番号，援助，总该会多起来吧？”
我接过电报，纸张很薄，但我觉得它重逾千斤。
我没有笑。我的内心，被一股比窗外春寒更刺骨的冰水浇透了。
“如愿了？”我反问，“老胡，你觉得，这是我们的胜利？”
“难道不是吗？第十四航空队，这是盟军对我们的巨大支持啊。”
“支持？”我站起身，走到那幅巨大的中国地图前，目光锁定在两个点——昆明和湖南芷江。
“这是‘支持’，但不是给我们的。”我一字一句地说。
“这是华盛顿，给陈顾问的‘空中制胜论’的背书。这是二月那场国会演说换来的、最华丽的‘掌声’。”
“老胡，你忘了二月二十日的备忘录了吗？”我猛地回头，盯着他。
老胡的脸色“刷”地一下白了。他想起来了。二月下旬，伴随着那场演说的巨大成功，华盛顿的五角大楼，已经做出了决定：未来三个月，驼峰航线百分之七十的运力，必须优先分配给“即将成立”的第十四航空队，用于运输他们的航空汽油、炸弹和飞机零件。
留给我的，留给我那三十个师的“Y部队”，留给我那嗷嗷待哺的几十个战区的……只有不到百分之十。
“第十四航空队，”我用手指重重地戳着地图上的芷江机场，“它的成立，不是我们的‘支持’。它是套在我们陆军脖子上的一道‘锁链’！”
“总座，慎言……”老胡慌了，他看了一眼门口。
“这里只有你我。”我压低了声音，但怒火在胸中燃烧。“陈顾问向华盛顿保证，只要给他飞机，他就能瘫痪日本。他现在有了番号，他会更加疯狂地要求我们，用陆军的鲜血，去保卫他那些孤零零的、深入敌后的前进机场！”
“他会要求我，把第六战区的主力，从鄂西的山地里拉出来，去保卫湖南的芷江！他会要求我，把第九战区的薛伯陵，从长沙会战的防线上抽调，去保卫江西的赣州和遂川！”
“这，”我指着地图，“是1942年‘浙赣会战’的重演！我们为了几个破机场，被日军拖着鼻子打，丢了半个浙江和江西，死了几十万弟兄！这个教训，还不够吗？”
我的愤怒，不仅仅在于运力的被剥夺，更在于战略的主动权被绑架。
“陈顾问是个优秀的飞行员，但他是个灾难性的战略家。”我下了结论。“他以为，在中国的天空上画几道漂亮的弧线，就能赢得战争。他不懂，在中国，战争的根基，永远是‘陆地’，是‘人’，是‘粮食’。”
这一天，我收到了两份截然相反的电报。
第一份，来自“新任”的第十四航空队司令，陈顾问。他以“盟军”的口吻向我“通报”了他的作战计划。他要求我的第六战区和第九战区，必须在四月前，完成对芷江、恩施、梁山等机场的“绝对防御”部署，以配合他即将展开的“对汉口的战略轰炸”。
第二份，来自印度蓝姆伽训练基地，我的“史顾问”。
史顾问的电报，充满了失败者的沮丧和老派军人的固执。他痛骂华盛顿的政客，痛骂陈顾问是“小丑”，然后，他用他那蹩脚的中文写道：
“韩。我们被出卖了。‘Y部队’的补给，下个季度，每月不会超过500吨。‘x部队’的训练，也面临压力。但反攻缅甸的计划不能停止。我需要你，顶住压力。不要把‘Y部队’的任何一个师，调往东部。他们是属于缅甸的。”
我拿着这两份电报，久久不语。
一个，要我把部队调到机场去当“炮灰”。 一个，要我把部队留在云南“按兵不动”。
而我，韩夏，这个中国的总指挥，我的“コ号作战”即将在鄂西爆发，我最精锐的第十八军即将在石牌面临十万日军的围攻。
而我的“盟友”们，一个在抢我的运力，一个在指责我。
没有人，真正关心我这场即将到路的、决定国运的决战。
我的孤独，在那一刻，深不见底。
我拿起笔，开始回复。
给陈顾问：“将军。祝贺。第十四航空队是利剑。然利剑需坚盾。我第六战区主力，正准备在鄂西山地，与日军第十一军主力决战。此战，关乎重庆安危，亦关乎将军所有机场之后方。我军将用生命保卫国土。亦请将军，在‘コ号作战’爆发时，将你所有能飞的飞机，全部用于‘支援地面’，重点打击敌军渡口与炮兵阵地。此为唯一请求。若此战败，将军之机场，亦不复存焉。”
给史顾问：“将军。我知。我亦知，陆军是根本。‘Y部队’，我一兵一卒亦不会动用。他们属于缅甸，更属于中国的未来。然，将军亦需知。若鄂西失守，长江航道洞开，重庆危急，驼峰航线亦将不保。届时，‘Y部队’与‘x部队’，皆成无源之水。请转告华盛顿，我，韩夏，正用一支被剥夺了补给的军队，保卫着全中国，以及美国在华的全部利益。”
写完这两封电报，三月第二周，已经悄然过半。我感到自己，正被这两股来自盟友的力量，撕扯着，拖向深渊。
三月第三周：昆明的“脓包”与内部的敌人
三月十五日，鄂西前线依旧平静。但我的指挥部，却被一份来自昆明“Y部队”的密电，引爆了。
电报不是来自“Y部队”总指挥陈辞修，而是来自我派驻在“Y部队”的美军顾问团联络处。
这是一份由史顾问的代表，美军准将法兰克·麦利尔签署的“抗议”照会。
照会言辞激烈，直指“Y部队”的中国军官，存在“系统性的腐败”：
“……贵军高级军官，公然将本应分配给士兵的美制K口粮、军毯、军靴，转运至黑市倒卖……士兵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在美军教官面前，公然食用发霉米饭……训练进度，因此严重受阻。若此种情况不被纠正，美军顾问团，将无法保证‘Y部队’在未来反攻中的战斗力，并将如实向史迪威将军及华盛顿报告。”
在这份照会旁边，还放着另一份电报。来自陈辞修。
陈辞修的电报，则完全是另一个故事。他控诉美军顾问“骄横跋扈”，“无视中国国情”，“强行推广不适用之战术”，并指责美军“刻意克扣重武器弹药”，导致“Y部队”士气低落。
两份电报，指向同一个事实：我寄予厚望的、反攻缅甸的“Y部队”，烂了。
烂在了训练营里。
我坐在椅子上，闭上眼睛。那股熟悉的、因为极度愤怒而带来的眩晕感，涌了上来。
“内部的敌人。”我轻声说。
老胡站在一边，大气不敢出：“总座……陈辞修是……他毕竟是……”
“他是谁，都不重要。”我睁开眼，眼中已无怒火，只剩下冰冷的决断。“老胡，在横山勇的十万大军面前，我尚无惧色。但这个‘脓包’，它比横山勇更可怕。横山勇要我的命。而他们，在要我的‘魂’。”
“Y部队”，是我用“陆军优先”的战略，好不容易从美国人那里“抠”出来的希望。是我未来反攻的“种子”。如果这颗种子，在发芽之前，就先被自己的“蛀虫”啃光了……
那我过去一年所有的忍耐、妥协、牺牲，还有什么意义？
“总座，您的意思是……”
“备机。”我站起身。 “什么？总座，您……您要去昆明？！”老胡大惊失色，“不行！绝对不行！‘コ号作战’一触即发，您是总指挥，您不能离开重庆！万一横山勇在这时发动……”
“他不会。”我打断他。“横山勇在等他的春小麦。他比我更有耐心。”
“可……可是……”
“没有可是。”我走向指挥部门外的走廊，三月的冷风吹在我的脸上。“如果‘Y部队’烂了，我守住鄂西，也不过是苟延残喘。我必须去，亲手，把这个脓包挤破。”
“通知陈辞修，我三个小时后到昆明。让他，和他的三十个师长，还有那个美国准将麦瑞尔，在巫家坝机场等我。”
“是！”老胡看我的眼神，知道无法挽回，立正敬礼。
三个小时的飞行，c-47穿过云层，降落在昆明巫家坝。
与重庆的阴湿不同，昆明是刺眼的阳光。但我的心，比在重庆时更冷。
我走下舷梯，没有理会陈辞修和那群军官的敬礼。我径直走到了美军顾问麦瑞尔面前。
“将军。”我用英文说道，“我收到了你的报告。”
麦瑞尔是个典型的美国职业军人，高大、强悍，眼中带着一丝不加掩饰的轻蔑。他显然没料到我会亲至。
“韩将军。”他立正，回礼，“我很高兴您能重视此事。”
“我来，不是为了‘重视’。”我转向陈辞修，以及他身后那几十个衣着光鲜、面色红润的师长们。我的目光，在他们脸上一个个扫过。
“我来，是来杀人的。”我用中文，平静地说。
空气，在那一刻，凝固了。陈辞修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总座，这……这其中有误会……”
“没有误会。”我走向那群师长。“我只问一遍。谁，倒卖了K口粮？谁，克扣了军毯？谁，让我的士兵穿着草鞋，去训练反攻战术？”
没有人说话。只有昆明的风声。
“很好。”我点点头。“戴Fei。”
我的卫队长戴Fei从飞机上走了下来。他提着一个箱子。
“从今天起，”我转向麦瑞尔，继续用英文，“戴Fei上校，将担任‘Y部队’军法执行处处长。他将协助你，调查所有腐败问题。他有我的授权，可以‘就地正法’，无需上报。”
然后，我转向陈辞修，用中文说道：“辞修兄。你是我任命的总指挥。你的部队，出了这样的丑闻。我，韩夏，替你，替这几十万将士，向美国盟友道歉。”
我向麦瑞尔，微微鞠躬。
麦瑞尔惊呆了。他没想到，一个中国的将军，会向他鞠躬。
“但是，”我直起身，目光重新变得锐利，“Y部队’，是中国的军队。它必须在四个月内，形成战斗力。陈总指挥，如果你管不好你的师长，我来替你管。如果你管不好你的兵，我来替你练。”
“从明天开始，我，韩夏，将亲自留在昆明一周。我要和美国顾问，一起视察你们所有的营地。我丑话说在前面，”我的目光扫过那群师长，“谁的营地里，还有一个士兵吃着发霉的米，我就让那个师长，把那些米，吃下去。吃不完，就地枪决。”
这一周，昆明，经历了一场比“コ号作战”更血腥的“整肃”。
我亲眼看着戴Fei的宪兵，枪决了两个倒卖军火的后勤处长和一个作战不力的团长。
我强迫陈辞修，和我一起，睡在最前线的训练营地。
我当着麦瑞尔的面，撤换了三个“阳奉阴违”的师长。
三月二十日，当我离开昆明时，麦瑞尔亲自把我送上飞机。
“韩将军。”他向我行了一个标准的美国军礼，“我，收回我的部分言论。我，向您道歉。”
“将军，”我回礼，“道歉，不需要。我需要的是，反攻缅甸时，你的顾问，和我的士兵，能像兄弟一样，并肩作战。”
“他们会的。”
“Y部队”的脓包，暂时被我挤破了。但我知道，只要“人”和“体制”不变，它还会再长出来。
我回到重庆，已经是三月二十一日。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疲惫。
三月第四周：东京的“御注目”
我离开的这一周，鄂西，出事了。
不是日军发动了进攻。而是我的防线，自己出了问题。
我一落地，老胡就红着眼圈，把一份电报递给我：“总座……您快看。第九战区，薛伯陵。”
我心中一沉。
电报的内容很简单：第九战区司令官薛伯陵，在三月十八日，“擅自”对我第六战区的防务，提出了“修改意见”。
他以“友军”的身份，越过我这个参谋本部，直接致电孙连仲，声称我的“山地决战、诱敌深入”方案，过于“消极避战”。
“……日军主力，既在鄂西。我第九战区，当与第六战区，东西对进，合围汉口，以解石牌之围，此上上之策……”
“放屁！”我把电报狠狠地砸在桌上。
“合围汉口？他薛伯陵拿什么合围？他那几个师，刚在长沙打完，元气尚未恢复！他这是‘纸上谈兵’！”我气得发抖。
“孙连仲怎么说？”我问老胡。
“孙将军……他……他被说动了。”老胡艰难地说，“孙将军认为，固守山地，压力太大。如果第九战区能出兵袭扰日军侧后，他的正面，会好打很多。他……他已经开始调整部署，把一部分预备队向东移动，准备‘策应’第九战区……”
“糊涂！”
我感到一阵天旋地转。
我精心设下的“陷阱”，我用江北数万军民的鲜血换来的“战略欺骗”，我用放弃平原的代价构筑的“山地壁垒”……
就因为薛伯陵一个“不甘寂寞”的“建议”，和孙连仲一个“贪功冒进”的“动摇”，就要全盘崩溃！
一旦孙连仲把山地里的预备队调出来，一旦他从“防守”转向“策应进攻”，他那点可怜的兵力，就会立刻暴露在横山勇的优势火力和空中打击之下。横山勇会毫不费力地撕碎他，然后，长驱直入，扑向我那孤零零的、再也没有“诱饵”保护的石牌！
“接第六战区！接孙连仲！”我冲着电话怒吼。
“孙公！”电话接通了，我无法抑制我的怒火，“你忘了你在恩施对我的承诺吗？你忘了A号预案吗？谁给你的权力，调整部署？是薛伯陵，还是你自己？”
电话那头，孙连仲沉默了。
“总座……”许久，他才开口，“我……我也是为了……减轻正面的压力……”
“压力？”我冷笑，“你现在的‘调整’，是在自掘坟墓！是在拿几十万弟兄的命，去迎合薛伯LING的‘幻想’！我告诉你，孙连仲，第九战区，一兵一卒，都不会开出长沙！薛伯陵，他是在‘害’你！”
“立刻，马上！把你的部队，全部撤回原定防区！A号预案，一个字，都不许动！”
“总座，可是，薛将军他……”
“没有可是！”我打断他，“从这一刻起，第六战区，断绝与第九战区的一切横向联系。所有电报，必须经我参谋本部转达。你，孙连仲，如果再敢动摇，我韩夏，就算冒着临阵换将的大忌，也要把你，撤下来！”
我摔了电话。
作战室里，死一般地寂静。
我瘫倒在椅子上，浑身冰冷。
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无力。我的敌人，不仅仅是横山勇，不仅仅是冈村宁次。还是我的“盟友”，还是我的“同僚”，还是我的“下属”。
这场战争，我到底是在和谁打？
三月三十日。
我刚刚处理完孙连仲的“动摇”事件，强迫他把部队撤回了山地。
三月三十一日。
三月的最后一天。
刘子清冲了进来，他的脸色，比我摔电话时还要苍白。
“总座！”他没有敬礼，直接把一份电报拍在我的桌上。“截……截获了！”
“什么？”我的心，已经麻木了。
“东京。发给宜昌。横山勇。”刘子清因为激动，说话都结巴了。“是‘大本营’的‘御前会议’电令！不是通过南京转发的！是‘直达’！”
我的瞳孔，瞬间收缩。
我抢过那份薄薄的、已经翻译过来的电文。
电文很短，大部分是无法破译的密码，但最后，那句用“明码”加注的结束语，赫然在目：
“……‘コ’号作战之成败，关乎‘大东亚’全局。天‘皇’陛下，御注目在‘り’。”
“天皇”在看着。
我拿着电报，手，不再颤抖。
一股冰冷、但异常清晰的意志，重新充满了我的身体。
我突然明白了。
横山勇，这个疯子，他已经没有退路了。
而我，韩夏，这个孤独的指挥官，我也一样。
这不是横山勇和我的决战。这是东京，和重庆的决战。是两条国运的对撞。
“老胡。”我抬起头，声音平静得可怕。
“在，总座。”
“传我的A号总命令。‘コ’号作战，即刻，进入倒计时。”
“是！”
“通知孙连仲、方天、王敬久、吴奇伟……所有A号预案上的将领。”
“电文：”
“风暴已至。诸君，死战。夏与诸君，共赴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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