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人凤的“特别督导方案”如同一纸檄文，瞬间改变了参谋本部大楼内的生态。空气仿佛凝固成了冰块，每一次呼吸都带着刺骨的寒意。无形的压力从四面八方挤压而来，每个人都下意识地缩紧了脖子，眼神中充满了警惕和不安。
“特别督导办公室”的牌子，第二天就挂在了大楼三层一个原本闲置的套间门口。那里进出的不再是熟悉的军官，而是穿着藏青色中山装、面无表情的保密局人员。他们像一群无声的秃鹫，占据了制高点，用冰冷的目光俯瞰着整个机构。
徐处长和赵副主任如今更是趾高气扬，他们不再需要任何借口，可以随时出现在任何办公室，调阅任何非绝密文件，约谈任何他们认为有必要“了解情况”的人员。谈话地点，往往就设在那间新挂牌的办公室内，进去的人，多半脸色苍白地出来。
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聂曦首当其冲。作为吴石的副官，“堡垒”行动的具体经办人，他无疑是“督导”的重点目标。几天之内，他已经被徐处长“约谈”了三次。问题看似例行公事，围绕“堡垒”行动的细节展开——从最初的计划拟定，到中间的协调环节，再到最后的港口交接，事无巨细，反复盘问。
“聂副官，关于泊位变更的建议，当时你是基于哪些具体考虑？”
“港口火灾发生时，你的具体位置在哪里？是否看到了什么异常？”
“你经手的所有电文底稿，是否都按规定存档了？”
每一次，聂曦都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回答得滴水不漏。他严格遵循“事实”，所有解释都基于公开的规章和流程，将个人因素降到最低，将所有决策都归因于“参谋长的指示”和“按规定办事”。他表情平静，语气沉稳，甚至带着一丝被反复询问的不耐烦，完美地扮演着一个被无端怀疑、但依旧恪尽职守的军官形象。
徐处长那双三角眼始终像探照灯一样盯着他，试图从最细微的表情变化中找到破绽。但聂曦的内心如同深潭，表面波澜不惊。他深知，此刻任何一丝慌乱或抵触，都会成为对方攻击的借口。
不仅是他，吴石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虽然以他的级别，徐处长还不敢直接“约谈”，但各种形式的“工作汇报”、“情况通报”会议明显增多，毛人凤甚至亲自来过两次，表面是“关心战备”，实则是旁敲侧击，语带机锋。
更令人窒息的是那种无处不在的孤立感。以往还算融洽的同僚，现在见到吴石和聂曦，大多点头示意后便匆匆走开，生怕惹上嫌疑。一些原本走得近的下属，也变得谨小慎微。他们被无形地隔离开来，仿佛身上带着瘟疫。
这天傍晚，聂曦从徐处长的第三次“约谈”中出来，感到一阵精神上的虚脱。他走到走廊尽头的洗手间，用冷水狠狠冲了把脸，抬起头，看着镜中那张略显苍白但眼神依旧坚定的脸。
“撑住，一定要撑住。”他在心里对自己说。毛人凤的攻势虽然凶猛，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任何实质性的把柄。自己和老师每一步都走得极其谨慎，没有留下任何可供指控的漏洞。
然而，他也清楚地知道，对方不需要证据。在这种“宁可错杀，不可错放”的氛围下，怀疑本身就已经是罪名。毛人凤要的不是公正审判，而是排除异己。时间拖得越久，对他们越不利。
回到办公室，吴石正站在窗前，望着楼下院子里正在张贴的、关于“效忠党国、清除内奸”的刺目标语。听到聂曦进来的声音，他没有回头，只是淡淡地问了一句：“又谈完了？”
“是，老师。还是老一套。”聂曦回答道。
吴石沉默片刻，缓缓道：“山雨欲来风满楼啊。敬之，怕吗？”
聂曦走到老师身后，看着窗外阴沉的天色，坚定地回答：“有老师在，学生不怕。”
吴石转过身，脸上露出一丝极淡的、带着疲惫的笑意：“是啊，没什么好怕的。我们脚下踩着的，是这片土地，心里装着的，是四万万人。他毛人凤，翻不了天。”
话虽如此，但两人都心知肚明，最严峻的考验，恐怕还在后面。毛人凤的网正在收紧，下一次的惊涛骇浪，不知何时就会扑面而来。他们必须像礁石一样，死死钉在原地，等待黎明，或者……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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