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审的“心理震慑”，如同第一记重锤，砸开了蔡孝乾（“张先生”）心理防线的一道裂缝。谷正文那冷静的摊牌和看似给予选择、实则步步紧逼的姿态，让蔡孝乾意识到，单纯的抵赖在眼前这个可怕的对手面前，已毫无意义。他陷入了巨大的恐惧、挣扎和崩溃的边缘。
然而，谷正文并未给他喘息的机会。他深知，对于蔡孝乾这种级别的对手，必须趁热打铁，用无可辩驳的铁证，彻底碾碎其残存的侥幸心理，将其逼入绝境，方能撬开他的嘴。
短暂的沉寂后，谷正文对身旁的助手微微颔首。助手会意，转身从门外取进一个沉重的牛皮纸档案袋，放在审讯桌上。
谷正文不紧不慢地打开档案袋的系绳，动作从容得像是在翻阅一份普通公文。他从里面取出了一叠照片、文件和实物证据，在桌上一一摊开。每拿出一件，他都用冰冷的目光扫过蔡孝乾惨白的脸，仿佛在欣赏猎物最后的挣扎。
“看来，蔡先生对自己的‘生意’记得不太清楚。”谷正文的声音依旧平稳，却带着刺骨的寒意，“没关系，我这里有些东西，或许能帮你回忆起来。”
他首先拿起几张放大的黑白照片，推到蔡孝乾眼前。照片清晰地显示着蔡孝乾与不同人物在多个地点接头的瞬间——有时在咖啡馆角落，有时在公园长椅，有时在深夜的街角。照片旁标注着详细的时间、地点。
“这位是‘老刀’，负责你的财务，对吧？”谷正文指着照片上一个人影，“上个月十五号，你在‘春风茶馆’后巷交给他什么东西？”
“这位是‘陈太太’，你的重要联络员，”他又指向另一张照片，“三天前的傍晚，在中山公园，她递给你一个牛皮纸袋，里面是什么？”
照片的清晰度和细节的精确，让蔡孝乾浑身发冷，对方连这些隐秘的接头都了如指掌！
不等蔡孝乾反应，谷正文又拿起几份文件副本。那是从安全屋搜出的、盖有“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字样印章的正式文件，内容包括工作计划、人员名单（部分）、经费报表等。虽然关键名字被涂抹，但组织的存在和活动性质已暴露无遗。
“这些公文，‘张老板’的生意需要用这种格式来做账吗？”谷正文的语气带着讥讽。
接着，他拿出了更致命的证据——一套完整的密电码本、几张写满密码数字的纸条，以及一台被拆解的小型电台零件。
“这个，”谷正文拿起密电码本，在手里掂了掂，“也是你记流水账用的？还有这台电台，‘张老板’是用来收听股市行情，还是……和某个特定的‘总部’联系？”
最后，他抛出了最沉重的一击——一叠银行票据和几张香港某商号的汇票存根，金额巨大，与蔡孝乾声称的“小本生意”完全不符。
“这些钱，蔡先生，以你明面上那间小文具店的收入，恐怕几辈子也赚不到吧？解释一下它们的来源和用途？”
谷正文并没有咆哮，他只是将这些物证一件件、有条不紊地展示出来，每一件都像一把冰冷的凿子，狠狠凿击着蔡孝乾已经摇摇欲坠的心理堤防。他精准地指出了每件证据与蔡孝乾之前谎言的矛盾之处，逻辑严密，无懈可击。
蔡孝乾的脸色，随着一件件铁证的呈现，从惨白变为死灰，豆大的汗珠不断从额头滚落，浸湿了衣领。他的身体开始不受控制地剧烈颤抖，眼神涣散，嘴唇哆嗦着，却发不出一个完整的音节。他试图避开那些证据，但谷正文那锐利如刀的目光，却逼得他无处可逃。
谎言，在铁证面前，彻底崩塌了。他不仅无法再伪装成“安分商人”，连最低限度的辩解都变得苍白可笑。对方掌握的证据之详实、之精准，远远超出了他最坏的想象。这意味着，不仅他本人彻底暴露，整个组织的核心机密也已大量泄露。
“蔡孝乾，”谷正文的声音如同最终的审判，在死寂的审讯室里回荡，“戏，该演完了。你的身份，你的组织，你做过什么，我们一清二楚。再负隅顽抗，除了让你自己死得更痛苦、更毫无价值之外，没有任何意义。”
他身体前倾，目光如炬，死死盯住蔡孝乾绝望的双眼：“现在，告诉我，和你一起被捕的那几个人，具体负责什么？你们在台北还有哪些联络点？你的上级是谁？联络方式是什么？说出来，是你现在唯一可能的选择。”
巨大的心理压力和铁证的冲击，让蔡孝乾的精神濒临崩溃。他双手抱头，发出痛苦的呜咽声，心理防线正在土崩瓦解。证据链的施压，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下一步，将是决定他以及许多人生死的最终抉择——是顽抗到底，还是屈膝投降？天平，正在向深渊一侧倾斜。而谷正文，正冷静地等待着猎物自己跳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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