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部的小食堂里，陈工端着餐盘在我对面坐下，米饭的热气模糊了他的黑框眼镜。
“咱们这儿的大米，可是有名堂的。”他用筷子拨了拨盘中雪白的饭粒，“江城特有的小气候，一年只产一季，吸饱了春夏的雨水和阳光。”
我扒拉一口，米粒q弹香甜，确实与城市里吃到的不同。
“就为这米，咱们变电站也得建起来。”陈工笑着说，眼角挤出几条深深的皱纹，“更别说那些藏在山里的村子，等着咱们的电呢。”
这是我来到江城工代的第三周。项目部坐落在城郊一片平地上，两层简易楼房，白墙蓝顶，背后是连绵的青山。院子里种着几棵广玉兰，正值花期，大朵大朵的白花藏在厚实的绿叶间，像是羞于见人的大家闺秀。偶尔风过，才送来一缕淡香。
而更浓郁的是橘子花的香气，从项目部栅栏外那片果园飘来，甜得让人恍惚。几棵柚子树散立周围，青涩的果子刚刚成形，隐藏在枝叶间。
我的办公室在二楼东侧，十平米左右，一张办公桌，一台电脑，一个书柜，一组铁皮文件柜。窗外正对着远山，天气好时，能看到山顶那座小亭子的轮廓。这是我工作十年来，第一次拥有独立办公室。
每天早晨，我会从城区的酒店出发，乘坐项目部的通勤车，沿着蜿蜒的江岸公路行驶约四十分钟，抵达项目部。傍晚再原路返回。路上风景从不重复——江面的雾气时浓时淡，山色随阳光变换深浅，路边的野花一批批地开，又一批批地谢。
这个周末，我没有像往常一样睡懒觉，而是早早起床，去了离酒店不远的森林公园。
公园里几乎全是本地人。老人提着鸟笼，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年轻父母推着婴儿车，操着方言轻声交谈；偶尔有跑步的年轻人从我身边掠过，带起一阵微风。
我沿着主路慢慢走，拐上一条僻静的小径。路旁的指示牌显示，这条小路通往山顶的观景台。越往上走，人声越远，只有鸟鸣和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在一处转弯，我突然看见一棵巨大的广玉兰，比项目部院里的那些要高大多了，满树繁花，在晨光中熠熠生辉。
树下站着一位老人，约莫七十岁年纪，满头银发，身着白色太极服，正凝神看着树干。
“这棵树有一百二十年了。”老人注意到我，用带着当地口音的普通话说，“我小时候，它就在这里。”
我走近些，看见树干上挂着一块小小的牌子，字迹已经模糊，只能勉强辨认出“光绪年间”几个字。
“您是这里的常客？”我问。
老人微微一笑：“每天都来。这棵树看着我长大，我看着它变老。”
我们聊了起来。老人姓李，退休前是本地中学的历史老师。知道我是来建变电站的工程师，他眼睛亮了。
“电是个好东西啊。”他说，“我小时候，家里点煤油灯，后来通了电，第一盏电灯亮起来的时候，我们全家围着看了一晚上。”
下山时，李老师指着远处一片山谷：“那就是你们变电站的位置吧？”
我点点头。
“那里曾经有个老变电站，五十年代建的，早就退役了。”他说，“我父亲还参与过建设呢。”
周一回到项目部，我特意查了资料，果然在档案室里找到了老变电站的照片——低矮的砖房，简陋的设备，与我们现在设计的现代化智能变电站天差地别。
吃午饭时，我和陈工说起这事。
“李老师？是不是叫李文明？”陈工问，“那可是咱们江城的文化名人，写过本地风物志的。”
看来下次见面，我得向李老师要一本他的书。
随着雨季来临，项目进展遇到了困难。连续一周的降雨使得工地泥泞不堪，基础开挖工作被迫暂停。更麻烦的是，附近村民对征地补偿仍有异议，尽管之前的协调会已经开过三次。
那个周五下午，我们又和村民代表在项目部会议室坐下来。来的五位代表中，领头的是位五十多岁的中年人，皮肤黝黑，手指粗壮，一看就是常年劳作的人。
“不是我们不讲道理。”他说，“那片地里有三座祖坟，迁坟不是小事，得选吉日，做仪式。”
我们项目部的王总点头表示理解：“张村长，这个我们完全尊重本地的风俗。时间可以按照你们选的日子来，仪式费用我们也可以承担。”
“还有，变电站建成后，那个电磁波，对身体有没有影响？”另一位村民问，“我儿子媳妇刚生了孩子，就住在离这不远的新房里。”
这个问题在之前的会议上已经解释过多次，但我明白，疑虑不会因一次解释就消除。陈工拿出准备好的资料，又一次详细解释起来：安全标准、防护距离、监测数据……他讲得耐心，但我知道村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这些纸上的保证。
会议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最终达成了一些共识，但征地问题仍未完全解决。
会后，王总把我叫到办公室：“下周你跟我一起去村里走访一下，咱们得了解他们真正的顾虑。”
周末，我又去了森林公园，果然在广玉兰树下见到了李老师。他正拿着一个小本子写什么。
听我说起项目遇到的困难，他合上本子，若有所思。
“张家村那几座祖坟，应该是张氏家族的。”他说，“张家是村里的大姓，祖上出过举人，很重视传统。你们要迁坟，单是补偿不够，还得尊重他们的家族荣誉感。”
他建议我们查查张家的家族史，或许能找到更好的沟通方式。
周一，我和王总、陈工一起去了张家村。在村文化活动室，我们看到了张氏家族的族谱和荣誉榜。果然如李老师所说，张家在本地是书香门第，历史上出过不少文化人。
王总当即有了主意：“我们可以在变电站的绿化设计中，加入一些本土文化元素，比如建一座小文化墙，展示张家的家族历史和本地风物。”
张村长听后，脸色明显缓和了许多：“这个想法...有点意思。”
随后的几周，我们不仅顺利解决了迁坟问题，还请李老师担任顾问，参与文化墙的设计。变电站项目与当地社区的关系，前所未有地融洽起来。
七月最热的时候，变电站主体结构终于完工。站在银灰色的设备前，我第一次感受到这个项目的重量——它不仅仅是钢铁和电缆的组合，更是人与人、人与土地之间关系的结晶。
那个周末，李老师特意来到项目部，我陪他参观建设中的变电站。
“我父亲要是能看到今天，该有多惊讶。”他抚摸着变压器外壳，感慨道，“他们那个年代，建个小小的变电站都要动员全县的劳力，设备简陋得现在想起来都后怕。”
我告诉他，我们即将开始安装的智能监控系统，可以实现远程操作和自动故障诊断。
“科技进步真快啊。”他感叹道，“但土地还是那片土地，人还是那些人。”
八月初，一场突如其来的台风打乱了我们的进度。狂风暴雨持续了两天两夜，项目部院子里那几棵广玉兰被吹得枝折花落，橘子园一片狼藉。
更紧急的是，我们接到防汛指挥部通知，附近一段江堤出现险情，需要项目部支援设备和人员。
没有丝毫犹豫，王总立即组织抢险队，带着两台大型发电机和所有可用的人力赶往江堤。那是个无眠之夜，我们在风雨中协助加固堤坝，提供应急照明，直到天亮险情解除。
回项目部的路上，大家浑身湿透，疲惫不堪，但没人抱怨。
第二天，张村长带着几位村民，提着热乎乎的姜汤和自家做的米糕来到项目部。
“昨晚多亏了你们。”他说，“要不然下游几个村子都危险了。”
那一刻，我看见王总眼里有光闪动。
九月，变电站进入调试阶段。广玉兰已经谢了，橘子花早已不见踪影，但柚子树上的果子开始由青转黄，散发出清香。项目部的饭菜依然可口，尤其是那米饭，我始终吃不腻。
一个凉爽的傍晚，我加班整理竣工资料，走出办公室时已是满天星斗。变电站的灯光在夜色中明亮而安静，与远处的山村灯火遥相呼应。
陈工还在主控室检查设备，见我经过，招手叫我进去。
“来，听听变电站的声音。”他说。
我凝神细听——变压器低沉的嗡鸣，微风穿过构架的轻啸，还有远处不知名虫子的叫声，交织成一种奇妙的夜曲。
“每个变电站都有自己独特的声音。”陈工说，“这个变电站的声音，特别宁静。”
我点点头，确实如此。
竣工前一周，李老师送来了他为我写的字——一幅端庄的楷书：“光明使者”。他说这是他对电力工作者的最高赞誉。
“你们带来的不只是电，是另一种生活的可能。”他说，“但我很高兴，你们没有为了这种可能而摧毁原有的美好。”
变电站投运仪式上，张村长和李老师都来了，还有不少村民。当王总合上电闸，控制屏上的指示灯依次亮起，主变压器发出平稳的嗡鸣，人群中响起了掌声。
我看着这一切，想起这半年在江城的日子——青山绿水，花香果香，项目部可口的米饭和家常菜，独立办公室窗外变化的山景，周末在森林公园的漫步，以及与这些人从陌生到熟悉的交往。
当晚，项目部举办了简单的庆功宴。食堂加了几个菜，还是白菜豆腐茄子之类，但烹饪得格外用心。饭后，我独自走进变电站区域，在夜色中漫步。
在变电站的西北角，我停下脚步。这里正对着远处的山村，能看到零星灯火在黑暗中闪烁。不久后，这些灯光将更加明亮稳定，而更远的、深山里的村庄，也将陆续接通电网。
我想起李老师说过的话：“电是看不见的，但光明无处不在。”
回到办公室，我打开电脑，开始撰写下一个项目的初步计划。窗外，一轮明月正从东山升起，清辉洒在变电站银色的设备上，一切都静谧而美好。
在江城工代的日子即将结束，但这段经历已经像那棵百年广玉兰一样，在我心中扎下了根。我知道，无论将来走到哪里，我都会记得这个变电站，记得这里的青山绿水，广玉兰盛开，橘子花香，柚子树，还有那些让光明成为可能的人们。
关上办公室的灯，我最后看了一眼夜色中的变电站。它静静地矗立在那里，如同一个承诺，连接着过去与未来，传统与现代，人与自然。
而这，只是无数个变电站故事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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