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日历已经翻过了立春,甚至惊蛰都已过去,但对于地处北纬五十度上下、紧挨着兴安岭余脉的靠山屯来说,春天,更像是一个存在于字典里的苍白词汇,而非一种真切的体感。北大荒的天气依旧是“齁冷齁冷”的,所谓“冻人不冻水”,白天太阳底下或许能见到些许冰雪消融的湿气,但一到早晚,寒风依旧像浸了冰水的刀子,能轻易割透人们单薄的棉衣,直刺骨髓。
真正的严寒或许稍退,但另一种更深、更绝望的寒冷,却弥漫在屯子的每一个角落,攥紧了每一个人的心——那就是春荒。
1968年的收成本就只是勉强糊口,经过一个漫长冬季的消耗,家家户户那点可怜的存粮早已见了底。粮囤空了,米缸空了,连老鼠钻进仓房都只能饿得吱吱乱叫,悻悻而去,还得小心自己被逮住成了人类嘴里的荤腥。所谓的“青黄不接”,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地去岁的黄早已被吃干抹净,而今年的青苗,还远远在地平线下挣扎,看不到半点绿色的希望。
屯子里的人,尽管在生产队的组织下,顶着依旧凛冽的寒风,拼着命地在田地里劳作,刨粪、送粪、用沉重的镐头试图敲开尚未完全解冻的土地,准备春播。但沉重的体力劳动,需要的是充足的食物热量来支撑。而他们的胃里,除了清得能数出米粒的照影粥、拉嗓子的糠麸窝头、还有那些嚼不烂的干菜帮子和冻土豆之外,几乎空空如也。
饥饿,是春荒最直接、最可怕的酷刑。
男人们沉默地劳作,但眼神空洞,动作因为乏力而显得迟缓。他们的额头上冒出的不是热汗,而是虚汗。稍微干点重活,就眼前发黑,心慌气短。女人们则更加憔悴,她们不仅要承担劳动,还要绞尽脑汁,想方设法把极其有限的一点口粮,变着花样做得“看起来”多一点,能让老人和孩子多吃一口。很多人家已经开始“一天两顿粥”,甚至“一天一顿稠粥”,只是为了能撑得更久一点。
孩子们失去了往日的活泼,他们面黄肌瘦,穿着破旧的棉袄,像一个个小老头小老太太,安静地蹲在墙角晒太阳,因为活动会消耗体力,会饿得更快。他们的眼睛里,没有了属于孩童的光彩,只剩下对食物的本能渴望。偶尔有谁家孩子因为极度饥饿而发出的微弱啼哭声,像针一样扎着大人们早已麻木的神经。
“代食品”成了救命稻草,也见证了荒年的残酷。
为了填补肚子的空虚,一切能入口的东西都被搜寻出来。去年秋收时遗落在田里的干瘪土豆、萝卜缨子、玉米芯被磨成粉掺进粮食里(如果能称之为粮食的话)。榆树皮被剥下来,捣烂,过滤出一点点黏糊糊的淀粉。刚冒出头的野菜芽,甚至某种苦涩的草根,都成了争抢的对象。这些东西吃下去,只是勉强撑起肚皮,几乎没有营养可言,反而可能因为难以消化导致腹胀、便秘,甚至更严重的问题。
死亡的阴影,并非遥不可及。
屯子里最脆弱的老人们,开始熬不住了。他们往往默默地把本就少得可怜的食物,更多地让给儿孙,自己则蜷缩在冰冷的炕上,靠着一点点意志力和生命的余烬苦苦支撑。偶尔传来的某家老人“走了”的消息,并不会引起太大的轰动,人们只是沉默地、麻木地接受着,仿佛那只是春荒背景下一种必然的、无声的告别。那种弥漫在空气中的,不是嚎啕大哭,而是一种更深沉的、令人窒息的悲凉。
人心,在极度匮乏下经受着考验。
虽然大多数社员依旧保持着朴素的互助,比如谁家实在揭不开锅了,邻居可能会省出一碗稀粥接济一下。但为了生存,一些不那么光彩的事情也开始悄然发生:自留地里那点刚露头的菜苗可能一夜之间被偷个精光;为了一点点能入口的东西,平日里和善的邻居也可能发生激烈的争吵。信任变得脆弱,眼神中除了饥饿,也多了一丝警惕和防备。
这就是这个时候黑河地区兴安岭脚下一个小屯子的春荒。它没有战火硝烟,却同样残酷;它不见血光刀兵,却同样能无声地吞噬生命。它带来的不仅是肌体的饥饿和死亡,更是对生存意志的无情磨蚀,是一种深陷其中、看不到尽头、令人从心里感到“拔凉拔凉”的绝望。
王娟、孙志海他们这些知青,也同样深陷在这片巨大的、令人窒息的饥荒阴影之中,感受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而这种绝望的环境,往往会成为滋生更极端情绪和行为的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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