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邦将信访维稳的重担压到我肩上，这一招确实又准又狠。临港新城正值开局关键期，千头万绪，需要我投入大量精力。而信访工作，尤其是那些积压多年的“骨头案”、“钉子案”，更是需要耗费极大的心神去沟通、协调、化解，稍有不慎就可能引火烧身。
我清楚地认识到，不能陷入被动应付的泥潭。必须采取策略，将这两条战线的压力转化为动力，甚至寻找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我首先对临港新城的工作进行了调整。我充分信任并授权新招聘的执行副主任和他的专业团队，负责日常的运营管理和项目推进，我只把握战略方向、协调重大资源和解决他们无法突破的瓶颈。这样，我才能从新城具体事务中适度抽身。
然后，我直面信访难题。我没有像前任那样，将信访件简单地批转给相关部门了事，或者采取“堵、压、拖”的维稳老路。我决定采取 “分类处置、源头化解、透明沟通” 的策略。
我让方韵和市政府信访办的同志，将所有重点信访案件进行梳理分类：
· 第一类，确有冤情或合理诉求的。 如一些历史遗留的征地补偿问题、企业改制中职工安置不到位问题。对于这类，我亲自约见信访代表，倾听诉求，组织相关部门、法律专家联合会诊，在政策法律框架内，寻找解决问题的最大公约数，哪怕需要市财政拿出真金白银，也坚决推动解决。
· 第二类，诉求不合理但确有实际困难的。 对于一些“缠访闹访”但生活确实困难的群众，我要求属地政府和民政部门，在政策允许范围内给予人道主义救助和帮扶，但同时明确告知其诉求的边界，做好思想疏导工作。
· 第三类，纯属无理取闹、企图借此牟利的。 对于这类，我态度坚决，要求公安、司法部门固定证据，依法进行处理，树立规则权威。
同时，我推行了 “市长信访接待日” 制度，每月固定一天，面对面接待来访群众，不过滤、不阻拦。我还要求信访局将一些典型案例的处理过程和结果，在不泄露个人隐私的前提下，通过政府网站等渠道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这些举措，一开始引发了更多的信访量，我的办公室和接待日现场几乎被包围。有人劝我别这么“实诚”，但我坚持认为，矛盾捂是捂不住的，只有把它摆到桌面上，用阳光和政策去化解。
我的努力逐渐产生了效果。几个拖了十几年、涉及数百人的国企改制遗留问题，在我的亲自协调下得以解决；一些被不合理压低补偿的征地农户，拿到了应有的补偿款……虽然过程艰难，虽然得罪了一些试图从中渔利的基层干部，但政府的公信力在一点点修复，尖锐的矛盾在一点点缓和。
而在这个过程中，我惊讶地发现，一些信访积案，其根源恰恰与青州过去混乱的发展模式、官商勾结有关。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也让我更深刻地掌握了青州盘根错节的利益格局，这无形中为我后续的改革提供了更多“弹药”和切入点。
更让我意想不到的是，我务实处理信访问题的态度和成效，经过群众的口口相传和媒体的偶尔报道，竟为我赢得了“肯为民做主”的口碑。这种来自基层的认可，形成了一种无形的保护层，让李振邦想借信访问题做文章变得更加困难。
就在我逐渐稳住信访战线，准备将更多精力转回临港新城时，一个从旧城改造项目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如同一根导火索，瞬间将两条战线连接了起来，并引爆了一场更大的风暴。
一个位于老城区的棚户区改造项目，拆迁户集体反映补偿标准过低，且对负责拆迁的“青城拆迁公司”的暴力逼迁行为极为不满。而根据我们初步了解，这个“青城拆迁公司”的背景极深，其负责人与刚刚被拿下的前财政局长李爱国交往密切，甚至可能牵扯到……更高层面的人物。
这个问题，既是棘手的信访案件，其背后隐藏的，可能又是腐败和权力勾连的毒瘤！
李振邦把这颗“炸弹”扔给我，本想让我焦头烂额，但他或许没想到，我林别最不怕的，就是揭开盖子！
我立刻指示周海的审计局和赵磊的交易中心，秘密介入，调查“青城拆迁公司”在所有政府项目中的中标情况和资金往来。同时，我让新任财政局长（李振邦的人）提供该棚改项目的全部资金拨付凭证。
一场围绕旧城改造深水区的较量，悄然拉开了序幕。双线作战的压力，在这一刻，似乎找到了一个共同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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