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的僵局如同一个巨大的战略漩涡，暂时吸住了慕容吴与北元的主要精力。天下似乎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均势时期，但平静的水面之下，变革的暗流却在加速奔涌，悄然改变着战争与社会的形态。
一、火器的嘶鸣
淮西前线，吕文指挥的吴军与元军围绕着几个战略要点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这一次，战争的形态有了显着的不同。
吴军阵中，出现了更多、也稍显成熟的火器。除了依旧笨重但数量增多的火门枪队，还出现了架设在车架上的、口径更大的“盏口将军”（早期火炮），虽然射程有限，精度堪忧，但其发射时震耳欲聋的轰鸣和实心铁弹对土木工事的破坏力，给元军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和实际威胁。
元军方面，伯颜麾下的部队也并非毫无准备。他们装备了仿制改良后的强弓硬弩，射程和穿透力有所提升。更令人警惕的是，他们开始使用一种被称为“回回炮”的配重式投石机，其抛射的巨大石弹和燃烧物，射程远超吴军的火炮，给吴军阵地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战争，开始从纯粹的勇气与力量的碰撞，向着技术与后勤的比拼倾斜。双方都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努力将最新的技术成果转化为战场上的优势。前线的将领们越来越频繁地向后方索要更多的工匠、更多的原料、以及…更稳定的技术支援。
二、海船的竞速
长江入海口，以及东南沿海，一场关于制海权的竞争也在无声地展开。
慕容吴的水师在周泰的统领下，不断对船型进行优化。他们吸收了部分弗朗机帆船的设计理念，改进了帆索和舵系统，使得楼船的机动性有所提升。同时，搭载了小型火炮的“炮舰”开始进入试验阶段，虽然在海战中作用尚不显着，但用于轰击沿岸目标或清剿海盗，已显露出威力。
北元则通过与高丽、倭国的秘密联系，获取了一些东亚的造船技术，并开始在登州、莱州等地建造适合沿海航行的战船，试图打破吴军对沿海的垄断。蒲寿庚等海商巨贾，则游走于双方之间，一边为吴国提供海外物资，一边又与北元控制下的港口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联系，利用信息差赚取巨额利润。
海权，这个在传统中原王朝眼中略显边缘的概念，正因其对贸易路线、物资运输和侧翼安全的巨大影响，逐渐被卷入争霸的核心舞台。
三、人心的向背
技术的进步与战争的持续，深刻地影响着底层民众的生活与思想。
在慕容吴控制下的江南，繁重的赋税和兵役，以及天工坊、官营织造等对民间手工业的挤压，使得底层百姓的生活并未因技术进步而有显着改善，不满情绪在积聚。那些曾经充满理想的“格致学社”成员，在目睹了技术首先被用于杀戮和官坊垄断后，有的心灰意冷，有的则变得更加激进，开始思考技术与社会制度的关系。
在北元统治的北方，汉人的地位依旧低下，但伯颜等较为开明的蒙古将领，开始有限度地任用汉人官吏，推行一些恢复生产的政策，以稳固统治。天幕遗留的农法、医药知识在民间缓慢传播，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生存压力。这使得北方的抵抗运动虽然从未停止，但也难以形成燎原之势。
而在各方势力交织的边缘地带，一种超越狭隘地域和民族认同的、基于共同生存需求和文化传承的朴素意识，正在艰难地萌发。人们渴望安宁，渴望秩序，至于这秩序由谁来建立，是“赵宋”、“慕容吴”还是“大元”，对许多普通百姓而言，似乎已不再是最重要的问题。
四、襄阳的积淀
身处漩涡边缘却又无法脱离的襄阳，在这段相对和平的时期，展现出惊人的韧性。郭靖和黄蓉并未因外部压力减轻而松懈，反而更加注重内部的积累。
城外的屯田规模扩大，引入了更多作物品种，粮食自给率有所提升。朱子柳主持的小型工坊，在城防器械和医疗方面取得了一些实用的改良。更重要的是，经过战火洗礼的军队，纪律性和战斗力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郭靖将天幕所传的一些练兵思想与实战经验结合，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训练方法。
襄阳，如同一块被反复锻打的精铁，在沉默中变得更加坚韧。它不再仅仅是一座军事堡垒，而是在尝试构建一个能够自我维持、具有一定生命力的社会模型。这种积淀，或许将在未来的某一天，爆发出意想不到的力量。
均势之下，暗涌不休。技术的齿轮、经济的链条、人心的浮动，都在以各自的方式，重塑着这个时代的底色。当表面的平衡被打破时，展现在世人面前的，必将是一个与过往截然不同的新战场、新社会、与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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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0章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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