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产三台“戈壁东风”的成绩，虽然未能完全达成系统设定的月产五台目标，但其过程所搭建起的标准化生产框架和培养出的协作意识，其价值远超数字本身。然而，框架搭起来了，想要让这台生产机器高效、稳定地运转，还需要解决一个最核心、也最磨人的问题——公差配合。
随着生产批次的增加，一个尴尬的现象越来越频繁地出现：明明每个零件单独检测，尺寸都在图纸标注的公差带之内，可到了装配工段，就是装不上，或者装上去之后间隙过大或过小，导致运行不畅、异响甚至卡死。
“宋工，王工，你们来看看！”装配组长拿着一根轴和一个齿轮，一脸无奈，“这轴是φ30（上偏差+0.02，下偏差-0.01），实测是29.99，合格的！这齿轮内孔是φ30（上偏差+0.01，下偏差-0.02），实测是30.01，也是合格的！可这29.99的轴，就是装不进30.01的孔里！硬砸进去就卡死了！”
这就是典型的“公差叠加”问题。两个处于极限公差状态的零件，虽然各自合格，但配合起来却可能形成“过盈配合”或无法装配。
类似的问题层出不穷。活塞与缸筒的配合间隙时大时小，影响了压缩比和功率；连杆轴承与曲轴的间隙控制不当，导致敲击声或过热……装配工段几乎成了“修配”工段，老师傅们靠着锉刀、刮刀、砂纸，对着那些“合格”的零件进行二次甚至三次修整，才能勉强让它们凑在一起工作。生产效率被严重拖累，装配人员的抱怨也与日俱增。
“这样不行！”宋书羽在又一次现场协调会上，语气严肃，“我们制定的公差，是为了保证互换性，不是为了给装配添乱的！我们必须深入研究‘公差与配合’制度，不仅要规定单个零件的尺寸极限，更要规定它们配合关系的松紧程度！”
这是一个比单纯制定尺寸公差更深入、也更抽象的技术领域。对于大多数文化水平不高的工人而言，理解“基孔制”、“基轴制”、“间隙配合”、“过盈配合”这些概念，难度极大。
为了让大家直观理解，宋书羽想了一个办法。他让王秀英找来一块大木板，用不同颜色的粉笔，画出了几种典型的配合关系示意图。
他拿着一个实物的轴和孔，在现场教学：“大家看，如果我们想让轴和孔能轻松地转动，比如我们水泵的叶轮和轴，那么孔的尺寸就要做得比轴稍微大一点点，这个‘大一点点’的范围，就是‘间隙配合’。”他在木板上画出了孔公差带在轴公差带上方的示意图。
“如果我们想让两个零件紧紧地固定在一起，比如齿轮和轴，需要传递很大的力，不能松动，那么轴的尺寸就要做得比孔稍微大一点点，靠压力挤在一起，这就是‘过盈配合’。”他又画出了轴公差带在孔公差带上方的示意图。
“而像我们发动机的活塞和缸筒，需要既能灵活运动，又不能漏气，这个配合就非常微妙，是‘过渡配合’，对公差的要求最高。”
他用最朴实的语言，结合实物和图示，反复讲解。王振虎、张建业等技术骨干率先理解，然后他们再化身“讲师”，深入到各个加工班组，利用工余时间，对着图纸和实物，一遍遍地给工人们讲解。
然而，理解原理是一回事，在实际加工中精准控制又是另一回事。受限于加工设备和测量工具的精度，很多理论上可行的配合要求，在实践中难以稳定实现。
就在这时，一位名叫马老蔫的老钳工，提出了一个看似“土气”却极为实用的办法。
马老蔫话不多，是车间里有名的“闷葫芦”，但手下的功夫极为了得，眼力和手感堪称一绝。他找到张建业，有些拘谨地说：“张调度，俺……俺有个想法，不知当讲不当讲。”
“马师傅，您快说！”张建业对这位老师傅非常尊敬。
“俺觉着吧，光看图纸上那些数字，有时候……不得劲。”马老蔫搓着满是老茧的手，“俺想，能不能……咱们做几个‘样子货’？”
“样子货？”张建业没明白。
“就是……就是做几个标准的轴，几个标准的孔。”马老蔫比划着，“比如，做一根‘最大轴’，尺寸是孔能接受的上限；再做一根‘最小轴’，尺寸是孔能接受的下限。加工的时候，工人不光卡尺量，还能拿自己车的轴，去试试这个‘标准孔’，能顺溜地放进去，又不过分松垮，那就成了！反过来，加工孔的，也能拿‘标准轴’去试。”
张建业眼睛猛地亮了！“马师傅，您是说……做一套‘极限量规’和‘标准样件’？”
“对对对！就是这意思！”马老蔫憨厚地笑了，“俺们手艺人，有时候手比眼准，眼比尺准。有个实实在在的‘样子’比着，心里就有底了！”
这个建议被迅速汇报给宋书羽和王振虎。宋书羽听后，拍案叫绝：“太好了！马师傅这个办法，是把抽象的尺寸公差，转化成了直观的、可触摸的实物标准！这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典范！”
他立刻组织技术最好的几位老师傅，包括马老蔫，成立了一个“标准样件制作小组”。他们利用现有最精密的设备和技术，集中全力，精心制作了几套关键配合副的“极限量规”和“标准合格样件”。
比如，一套活塞与缸筒的样件，包括：
一个“最大合格活塞”。
一个“最小合格活塞”。
一个“最大合格缸筒”。
一个“最小合格缸筒”。
加工工人在自检时，除了使用卡尺，还必须用自己加工的零件，去尝试通过对应的“极限量规”，并且与“标准合格样件”进行手感对比。这种“双保险”的检验方式，极大地降低了对个人识图能力和测量技术的依赖，使得加工质量的一致性得到了飞跃性的提升。
这些凝聚着老师傅们最高技艺和智慧的“标准样件”，被恭敬地放置在铺着红绒布的专用木盒里，悬挂在车间最显眼的位置。工人们亲切地称它们为“活图纸”。
“活图纸”的推行，立竿见影。装配工段的抱怨声明显减少了，装配效率大幅提高。因为零件互换性增强，后期调试也变得顺利了许多。
马老蔫，这位默默无闻的老工人，一下子成了车间的功臣。他的事迹也被秦湘云知道，被她写成了扫盲班的教材，用以说明“实践出真知”和“人民群众有无穷智慧”的道理。
“公差之困”的破解，标志着独立一团的发动机量产工作，从搭建框架进入了精细化、稳定化的新阶段。它不仅解决了生产中的具体难题，更深刻地教育了所有人：先进的技术理论必须与扎实的工艺实践相结合，尊重并激发一线劳动者的智慧和创造力，才是解决一切技术难题的根本之道。
车间的生产节奏，因为“活图纸”的出现，变得如同那几台稳定运行的“戈壁东风”一样，越来越平稳，越来越有力。系统任务要求的那五台稳定运行的发动机，似乎已经触手可及。而更重要的是，他们找到了一条适合自身条件的、通往精良制造的独特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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