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秋末的山风裹着寒意，吹得皖南绩溪的竹林沙沙响。
绩溪信用社的老会计李伯蹲在门槛上，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抽屉里最后几张皱巴巴的存单。
柜台外，王婶攥着破棉袄的袖口，声音带着哭腔：“李伯，我家娃烧得直说胡话，药铺说要现钱——可您这儿连凭证都快发完了……”
李伯叹了口气，指了指墙上的“暂停营业”告示：“昨天刚把最后两沓存单用完，县里调的钞票还没到……”
这时，门外传来竹扁担吱呀的声响。
沈逸风戴着顶洗得发白的蓝布帽，挑着副药箱跨进来，裤脚沾着泥：“李伯，我来取点常用药。”
李伯抬头，愣了愣，随即红了眼眶：“沈行长！您咋扮成这样……”
当晚，信用社的煤油灯亮到后半夜。
沈逸风摊开一张旧报纸，用剪刀裁成巴掌大的纸片：“就用这个印临时凭证——盖信用社的章，写上金额和日期。老乡拿这个买药、买粮，先应应急。”
李伯攥着裁好的纸片，手直抖：“这……要是被查了……”
“查什么？”沈逸风蘸了蘸印泥，在纸片上盖下“绩溪信用社临时业务章”。
“老乡要的是救命钱，不是纸片子上的名头。我们先保命，再讲规矩。”
三天后，山路上响起吱呀的独轮车声。
沈逸风裹着件灰布衫，坐在车辕上。车斗里堆着草药和布料，底下藏着用旧报纸印的“应急凭证”——每张都盖着鲜红的信用社章，金额从五角到五块不等。
“沈行长，前面是断崖路。”车夫老周喊。
“停！”沈逸风跳下车，掀开车斗的油布，“把这些凭证分给沿途的信用社。告诉他们，这是‘流动钱’，能换药、换粮，等县里的钞票到了再兑回去。”
同一时刻，上海郊区的旧仓库里，印刷机的“哒哒”声轻得像呼吸。
老印刷工周师傅戴着老花镜，正往“应急凭证”上套印供销社的粮票暗纹：“沈行长说，要让这钱‘藏’在粮票里——老乡拿凭证买粮，供销社能认；信用社收了凭证，能兑成现钱。”
“这样……能避人耳目？”周师傅擦着汗。
“能。”沈逸风接过一张印好的凭证，指尖抚过粮票暗纹，“金融的活，要像野草——压不垮，藏得住，该绿的时候，照样冒头。”
半个月后，绩溪山区的药铺前排起了队。
王婶攥着“应急凭证”挤进来，递给药铺掌柜：“我有这个，能换盘尼西林不？”
掌柜的翻开凭证，看了看上面的信用社章和粮票暗纹，点头：“能！去后屋称药，这凭证抵五块钱！”
王婶捧着药包，眼泪砸在凭证上：“娃有救了……”
深夜，沈逸风回到临时指挥部，桌上摊着各地的“战报”：
绩溪、休宁的信用社用临时凭证，解决了300多户老乡的买药钱；
流动服务车跑了28趟山路，送了5000元“应急钱”；
联动供销社后，80%的凭证能通过粮票渠道兑回现钱。
他摸着这些带着草药味的凭证，轻声说：“特殊时期，金融的仗，不是打在账本上，是打在老乡的病床头、米缸边。只要能解他们的难，我们就是‘地下银行’，也值了。”
窗外，山雾渐散。
沈逸风在“农村金融网计划”上添了一行：“明日，让信用社的临时凭证印上‘供销社代兑’字样——让老乡更敢用，我们更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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