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春末的深圳，咸湿的海风裹着木棉香钻进罗湖口岸。
南洋商业银行的红色招牌在阳光下格外醒目。
开业典礼的礼炮刚响过，沈逸风便整理好中山装的领口，快步走上红毯。
对面，南洋银行行长陈友仁西装笔挺，笑容里带着试探：“沈行长，我们可是带着诚意来的——南洋在东南亚有三十家分行，这次来，是想给中国企业和百姓多一种选择。”
沈逸风与他握手，掌心稳当：“陈行长，欢迎。但咱把丑话说在前头：中国有中国的规矩。”
“服务实体经济、遵守中国法律，这是底线。至于‘选择’——得看你们能不能拿出真本事，让老百姓觉得‘选外资银行，值’。”
典礼台下，人群挤得水泄不通。
穿西装的外贸商人举着相机：“这可是头回见外资银行！以后做进出口，说不定能直接在这儿结汇，省得跑香港了！”
戴斗笠的渔民大妈攥着存折：“听说他们利息比储蓄所高半分？我家那三千块养老钱，要不也存这儿试试？”
《深圳特区报》记者挤到前排：“沈行长，外资银行进来，会不会挤垮咱们的国有银行？”
沈逸风转身，目光扫过人群：“挤不垮。就像菜市场多了家卖新鲜鱼的摊子，大家各卖各的，最后受益的是买菜的人。”
“关键是，这摊子得守规矩，鱼得新鲜，秤得准。”
当天下午，深圳人民银行的小会议室里，气氛严肃。
监管处处长老周推了推眼镜，翻开刚拟好的《外资银行管理暂行办法》：“沈行长，我们定了三条红线——第一，外资银行只能在深圳、珠海等特区设点；第二，存贷款利率必须报备，不得扰乱市场；第三，所有业务必须接受央行监管，账目每月送审。”
陈友仁坐在对面，指尖敲了敲桌面：“周处长，这三条我们认。但能不能再松松？比如，允许我们做些跨境贸易结算？”
沈逸风接过文件，指着“跨境结算”条款：“可以谈。但得先看你们有没有能力——结算系统要能对接我们的清算网络，风险控制要能跟上。”
“开放不是放闸，是搭桥。桥要稳，才能过车。”
傍晚，沈逸风站在南洋银行营业厅外，望着玻璃上“服务至上，合规经营”的标语。
陈友仁送他下楼，笑着说：“沈行长，您这‘规矩’，比我们董事会的要求还严。”
“严点好。”沈逸风拍了拍他的肩，“外资银行是条‘鲶鱼’，能把咱们的金融市场搅活。”
“但鲶鱼得养在池塘里，不能放任它冲垮堤坝。你们的‘鲶鱼效应’，得在监管的网里发挥。”
回上海的火车上，沈逸风翻着监管处的报告。
窗外，珠江的水正汇入大海。
他知道，外资银行的进入，不是终点——更大的挑战在后面：如何让“鲶鱼”和“土鱼”共生？如何让开放的步子，既快又稳？
下一章，金融监管的“现代化”探索，必须跟上这波开放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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