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四月初，临安钱宅张灯结彩，一派喜气洋洋。钱镠的长子钱传璟在众人的期盼中顺利降生。名字是钱镠早就想好的，依“传”字辈，取“璟”字，寓意春夏之交阳光渐盛，万物焕发光华，寄托了对这个新生代的无尽期望。孩子的啼哭声洪亮有力，乐得钱宽和水丘氏整日合不拢嘴，连带着整个钱家乃至周边乡里都弥漫着欢庆的气氛。钱镠更是将东海大胜的喜悦与得子的欣慰融在一起，下令在临安和翁山皆施粥舍米，与民同乐。
然而，家事的喜悦并不能完全冲淡外界愈发严峻的形势。钱镠的生意帝国在扩张的同时，也感受到了来自大唐腹地的阵阵寒意。
倭国与新罗的贸易航线已步入正轨，成为两颗稳定的摇钱树。倭国金银输入稳定，年交易额稳稳站在一百万贯以上。新罗方面，虽然钱镠的势力仅覆盖其南部沿海，但凭借耽罗基地的辐射作用，加之新罗本身与中原联系更紧密，经济相对发达，年收益竟也达到了惊人的一百万贯。海外贸易的丰厚利润，极大地增强了钱镠的实力。
反观起家的根本——江淮私盐，却遇到了瓶颈。持续数年的高价盐（零售六十文）虽然在初期带来了暴利，但也逐渐抑制了消费。普通百姓吃不起盐，只能淡食或以劣质土盐替代，导致市场需求开始疲软。各州县盐头的销量增长停滞甚至出现下滑。
钱镠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趋势。他深知，竭泽而渔绝非长久之计。更重要的是，他通过各方渠道（尤其是与镇海军节度使赵隐、扬州盐铁转运使司官员的密谈）了解到，帝国各地的动荡苗头已现，民生困苦，若再维持高价，恐激化矛盾，甚至引来不必要的关注和干预。
于是，在咸通十四年初，经过与扬州转运使司、镇海军节度使府以及盐铁使司背后的利益代表们反复磋商（实则是钱镠主导提议，各方权衡后被迫同意），决定自本年始，试行降价：
各州县盐头零售价从六十文降至五十文。
相应地，钱镠给盐头的出货价从四十文降至三十五文。
此举意味着，各盐头的利润空间被大幅压缩，减少了25%。而钱镠自己以及各级官府、胥吏的实际分润也随之减少15%。这无疑是一个痛苦的决定。
那么，为何这些既得利益者会同意降价？根源便在于那越来越遮不住的末世景象。
过去的咸通十三年（872年），两浙地区便曾发生地震，虽震级不算空前，却也倒塌房屋数百栋，伤亡数千人。当时镇海军节度使赵隐与浙东观察使不得不联合赈灾，仓促间调拨钱粮，花费了二十万贯之巨，已然让地方财政吃紧，官员们的“常例”收入都受到了影响。
然而，咸通十四年，仿佛是天公不再眷顾李唐皇室，更大的灾难接踵而至：
1. 关中、关东大旱，赤地千里：这才是最要命的。西起关中，东至大海，覆盖了京畿道、都畿道、河南道等大唐最核心的统治区域，自咸通十三年冬以来便雨雪稀少，入春后更是滴雨未降，河流干涸，井水下降，田地龟裂，禾苗枯死。一场前所未有的特大旱灾席卷了关中和中原，这些地区是朝廷控制力毕竟强的地区，也是朝廷财赋和粮食的重要来源地，现在全部大旱，导致中央财政和粮食储备的枯竭，使朝廷失去救灾能力。
2. 蝗灾肆虐，雪上加霜：大旱之后，往往伴随蝗灾。遮天蔽日的蝗虫从干旱的田野中孵化，如同移动的黑云，所过之处，仅存的绿色被吞噬一空，连树皮都难以幸免。官府的禳灾仪式毫无用处，灾情迅速蔓延。
3. 漕运断绝，京师震动：关中依赖漕运从江淮输入粮食。然大旱导致运河水位急剧下降，漕船根本无法通行。庞大的长安城及其周边的军队、官僚系统立刻面临断粮的危险。恐慌情绪弥漫朝野。
4. 浙西水患，局部泛滥：与此同时，仿佛是为了印证天象的错乱，与关中大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浙西地区却因局部强降雨导致河流泛滥，冲毁农田屋舍，虽不及关中灾情影响全局，但也让本地百姓苦不堪言。
5. 盗匪蜂起，秩序渐溃：天灾之下，人祸必起。各地小股盗匪明显增多，拦路抢劫、打家劫舍之事时有发生。官府疲于应付，甚至有些地方官军与盗匪流瀣一气，敲诈百姓。社会秩序开始出现裂痕。
这些消息，通过钱镠庞大的商业网络和与官府的密切关系，源源不断地汇总到他这里。他坐在翁山基地内，看着各地传来的灾情报告和物价飞涨的信息，眉头紧锁。
他清楚地知道，历史上大唐王朝的覆灭，正是与这咸通末年的天灾人祸、民生凋敝密切相关。中原、关中大旱和漕运断绝，直接动摇了帝国的统治根基。
“降价，是对的。”钱镠对心腹们分析道，“此时若再盘剥百姓，无异于火上浇油。降低盐价，虽暂时少赚些，却能稍稍缓和民怨，维持市场，更能在朝廷那边卖个人情，显得我等识大体、顾大局。如今这世道，稳字当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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