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84年，唐中和四年春，一纸诏书自凤翔行在抵达越州，正式任命董昌为浙东道观察使。
对董昌而言，观察使之位远不能满足其野心。他深知，在这藩镇林立的乱世，唯有手握节度使之旌节，方能名副其实地掌控七州军政，成为一方诸侯。
“朝廷困窘，诸镇自专，此正吾辈进取之机。”他对心腹幕僚道，“若能厚赂朝廷，何患旌节不至？”
一场精心策划的进贡行动就此展开。董昌下令征集越州及属县珍宝——黄金千两、白银万两、越绫五千匹，外加会稽秘色瓷、东海明珠等珍玩，组成浩荡贡队，西赴行在。
这批适时而至的贡品，对财政枯竭的唐廷无异于久旱甘霖。僖宗得报后感慨：“董卿忠贞，诸镇若能效之，天下何愁不安？”
此后半年间，董昌又陆续进贡两次，虽远不及首次规模，却成功营造了“浙东贡赋不绝于道”的声势。朝廷投桃报李，先后授予检校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荣衔。
光启元年（885年）三月，期待已久的诏书终于抵达：正式授董昌为义胜军节度使，统辖浙东七州，兼检校太尉，封陇西郡公。次年又晋封陇西郡王。
当钱镠受封彭城郡王的消息传来，董昌掷杯于地，怒不可遏：“钱镠小儿，安得与吾并列？”
幕僚小心劝解：“大王已位极人臣，何须介怀？”
董昌冷笑：“韩信求封假齐王，吾岂能止步于此？”
他对朝廷的失望，逐渐转化为行动上的怠慢。进贡的频率从所谓“每旬一纲”悄然变为“数月一纲”，再到“一年一纲”。贡品的质量和数量也大打折扣，那些宣称的“黄金万两、白银五万两”早已成为宣传口号，实际送出的，可能连十分之一都不到。到了光启三年（887年），董昌索性以“道路不通，漕运艰难”为由，彻底停止了向朝廷的进贡。
与此同时，董昌在浙东的统治也越发骄奢暴虐。他不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富家翁式的藩镇。看着钱镠在浙西东征西讨，地盘和军队不断扩张，一种紧迫感和虚荣心驱使着他。
“钱镠有精兵数万，本王岂能落后？”董昌下令，在原有两万本部精锐和收编的两万刘汉宏旧部基础上，在浙东七州大肆征发壮丁。“本王要十万大军！速速办来！”
这道命令在相对安宁的浙东引起了巨大恐慌。官吏如狼似虎，挨家挨户抓丁，无数农夫、工匠被强征入伍，田间地头顿时萧条。短短数月间，董昌竟然真的凑起了一支号称十万的大军。这支军队装备杂乱，训练不足，士气低落，与钱镠那边精兵简政、训练有素的部队形成鲜明对比。为了维持这支庞大军队的开销，董昌不得不加重赋税，横征暴敛，浙东百姓苦不堪言。
幸好，此时钱镠与董昌尚维持着表面的同盟关系，两地贸易往来频繁。越州的丝绸、瓷器、茶叶通过钱塘江源源不断运往杭州、苏州，换回粮食、铜钱和北方货物。巨额的商税成了董昌维系其庞大军费和奢侈生活的重要支柱。若无此财源，他的统治恐怕早已崩溃。
光启三年（887年）至文德元年（888年），钱镠在北面与孙儒、杨行密纠缠，在内苦练内功，推行新政。而董昌，则在越州的王府里，做着越来越不切实际的皇帝梦。
停止进贡后，他与朝廷最后一丝温情脉脉的联系也断绝了。他越发觉得，朝廷无能，天子暗弱，这天下，有德者居之？不，是有力者居之！他董昌坐拥浙东富庶之地，带甲十万（至少纸面上），为何不能更进一步？
某日，他召来袁邠及几个最贴心的术士、亲信，密议于内室。
“诸位，”董昌屏退左右，压低声音，“自黄巢乱后，李唐气数已尽。天子播迁，政令不出京畿。如今群雄并起，朱全忠、李克用等，哪个不是狼子野心？本王据有浙东，民心归附（他选择性忽略了民怨），兵精粮足，岂能久居人下？”
袁邠心中一惊，已知董昌所想，试探道：“主公之意是……？”
一个名叫王守规的术士趁机进言，谄媚道：“大王！贫道夜观天象，见越州之分野有王气冲天，其色玄黄，正是帝王之兆！且近日民间有童谣传唱：‘兔子上金床，东海龙王避一旁’……这，这寓意非凡啊！”
“兔子上金床？”董昌属兔，闻言眼睛一亮，却又故作沉吟，“只是……称帝之事，关乎身家性命，非同小可。”
袁邠连忙劝谏：“主公不可！如今天下虽乱，然唐室名义犹存。率先称尊者，必成众矢之的！昔年黄巢、秦宗权，皆前车之鉴！主公当效勾践故事，卧薪尝胆，静待时机啊！”
“勾践？哼！”董昌不悦道，“勾践屈身事吴，方有后来之霸业。本王如今兵强马壮，何须再忍？那朱全忠、李克用，不过仗着兵悍地广，若论对朝廷贡献，他们哪个比得上本王昔日‘旬贡’之功？他们做得，本王为何做不得？！”
他越说越激动，脑海中已经浮现出自己身着赭黄袍，接受百官朝拜的景象。那种至高无上的权力感，远比一个区区域外郡王来得刺激。
“钱镠小儿，如今不过是彭城郡王，若本王登基，他岂敢不臣？”董昌狞笑一声，“届时，整个两浙，都将匍匐在本王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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