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顿的春天来得比伦敦要干脆得多。查尔斯河畔的樱花几乎是一夜之间爆发出云霞般的粉白，与河面上点点白帆相映成趣。江野站在mIt斯塔塔中心报告厅的侧幕，透过厚重的帘幕缝隙，能看见台下座无虚席。再过十分钟，他将在计量经济学会年会上作特邀报告，内容正是他与宁晚那篇跨洋合作研究的核心模型。
这无疑是他们各自学术生涯的一个高点。论文正式发表后在学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几个顶尖团队都表达了跟进研究的兴趣。而这次报告，是成果接受更广泛检验的时刻。
他低头整理了一下并不存在的领带褶皱，指尖无意识地划过平板电脑的边缘，屏幕上显示着报告的第一张幻灯片——标题下方，并列着他和宁晚的名字。一种奇异的平静感笼罩着他，仿佛过去一年多里那些跨时区的激烈讨论、模型迭代时遇到的挫败、以及收到录用通知时的短暂狂喜，都凝聚成了此刻脚下坚实的地板。
他不需要紧张。逻辑是他们共同构建的，数据经过反复捶打，结论坚实。更重要的是，他知道，在某个平行的时空里，宁晚此刻应该正坐在LSE的图书馆或者她的公寓里，或许也在想着这场报告。这种无形的“在场”，比台下任何一位听众都更能给予他力量。
报告厅的灯光暗了下来，只留下讲台和屏幕的光亮。主持人的介绍词简短而充满赞誉。江野深吸一口气，迈步走上讲台。
“……因此，我们引入了一个融合文化维度与复杂网络结构的分析框架，试图捕捉政策传导中的非线性特征……”他的声音通过麦克风清晰地传遍报告厅，平稳，冷静，带着他特有的、将复杂问题条分缕析的清晰感。幻灯片一页页翻过，复杂的公式，精巧的图表，严谨的推导。
提问环节，意料之中的热烈。有学者对模型中文化因素的量化方式提出质疑，有同行对模拟结果的普适性表示关切。江野站在台上，眼神锐利，应对从容。他引证数据，解释假设，区分模型的适用边界，偶尔还会指出提问者逻辑中的潜在漏洞。他的回答，如同他构建的模型一样，结构严谨，无懈可击。
最后一个问题来自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教授，问题直指他们模型的理论基础，关于理性预期假设在引入文化异质性后是否需要根本性的重构。这是一个深刻而棘手的问题。
江野沉默了片刻，报告厅里一片安静。然后，他抬起眼，目光扫过台下，缓缓开口：
“您指出了一个关键的理论‘临界点’。”他的声音依旧平稳，但多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属于探索者的审慎，“我们目前的模型，可以视为在传统框架内的一次‘压力测试’。它揭示了现有理论的边界，但重构的‘路径’和所需的‘新工具’，或许需要更广泛的跨学科合作，以及……”他顿了顿，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清晰地补充道，“以及像我与宁晚博士这样的、持续而深入的‘协同探索’。”
他提到了她的名字，不是在作者栏里，而是在回答一个核心学术问题的语境下，将她置于一个平等的、共同探索者的位置。台下泛起一阵细微的骚动，有人点头，有人若有所思。
报告在掌声中结束。江野走下讲台，立刻被几位学者围住，交换名片，探讨进一步合作的可能。他耐心地应对着，但眼角的余光，却不由自主地瞥向报告厅的入口。
就在人群稍散的间隙，一个熟悉的身影，安静地出现在入口处的光影里。
宁晚穿着一件浅灰色的风衣，围着那条他熟悉的、带着些许A大记忆的羊毛围巾，风尘仆仆，脸上带着长途飞行后的倦意，但那双看着他眼睛，却亮得惊人，如同淬了火的星辰。
她来了。
没有事先告知，跨越了大西洋，出现在他最重要的学术时刻之后。
江野感觉自己的心脏像是被什么东西猛地攥紧，又缓缓松开，一股汹涌的热流瞬间冲遍四肢百骸。他几乎是下意识地拨开身边还在交谈的学者，朝着那个身影走去。
两人在报告厅后方相对空旷的区域停下脚步，隔着几步的距离，静静地对视着。周围嘈杂的人声仿佛瞬间被隔绝，世界里只剩下彼此的存在，和那份跨越了山海、终于在此刻触手可及的、滚烫的思念。
“……你怎么来了？”他的声音带着一丝自己都未察觉的沙哑。
“论文的最终版校样寄到了LSE，”宁晚看着他，嘴角扬起一个清浅而真实的弧度，带着一丝狡黠，“我想，或许……我们可以一起签。”
她的理由听起来如此理所当然，仿佛跨越数千英里只是为了完成一个程序性的步骤。
江野看着她，看着她被波士顿春日阳光勾勒出的柔和轮廓，看着她眼中那份与自己如出一辙的、混合着疲惫、喜悦与深沉情感的复杂光芒，所有精心维持的理性外壳在这一刻土崩瓦解。
他朝她伸出手。
宁晚将自己的手放入他的掌心。
他的手掌温热而有力，紧紧包裹住她的，指尖带着微微的颤抖。两人谁也没有再说话，只是紧紧牵着手，穿过陆续离场的人群，走出报告厅，步入波士顿灿烂的春日阳光里。
斯塔塔中心外的广场上，樱花纷飞如雪。
他们站在一片粉白的花雨下，手牵着手，像两棵终于跨越漫长冬季、根系在深处紧紧缠绕的树，迎来了共同的、生机盎然的春天。
临界点已过，微光汇聚成了不可阻挡的黎明。
而他们都知道，这场漫长的“协同进化”实验，即将在物理空间重合的新维度上，开启一个更加激动人心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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