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cU的3号床，是整个呼吸科都绕着走的存在。
我刚到呼吸科实习的第一天，带教老师李姐就拉着我，指着那扇紧闭的玻璃门，声音压得极低：“看见没？3号床，别随便靠近，尤其是夜班。”当时我还以为是玩笑——IcU里哪张床没走过重症患者，哪张床没经历过生死？可后来的三个多月，我亲眼看着三个生命在那张床上戛然而止，才明白李姐那句话里藏着的，不是迷信，是无数个夜班攒下的寒意。
第一次听见3号床的“名声”，是在护士站的交接班会上。护士长拿着排班表，眉头皱成一团：“这周3号床空着，别安排患者。上次老张值夜班，刚把患者挪过去，凌晨就没了，他现在看见3号床还发怵。”周围的护士都点头，没人反驳，连平时最爱开玩笑的王护士，都只是抿着嘴，手里的笔在本子上划得飞快，像是在避开什么。
我当时揣着实习手册，心里满是疑惑：RIcU就六张床，3号床靠窗，采光最好，怎么会没人愿意用？直到一周后，第一个“牺牲品”出现，我才第一次尝到那床位上飘着的、化不开的寒意。
那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姓赵，肺叶切除术后在普通病房恢复了半个月，各项指标都趋于稳定，谁都以为她再观察几天就能出院。可某天早上，她突然发起高烧，血氧饱和度一路往下掉，ct显示肺部感染扩散，医生当即决定转RIcU。当时RIcU只有3号床空着，主治医生犹豫了半天，还是在病历本上签了字：“先转过去，密切监测，有情况立刻汇报。”
我跟着李姐推着转运床往RIcU走，赵女士还清醒着，抓着我的手说：“姑娘，我没事，就是有点冷，到了那边就好了。”她的手很凉，凉得像冰，我当时只当是感染导致的体温异常，没多想，直到把她挪到3号床上，盖好被子，转身去拿监护仪时，眼角的余光瞥见她的被子动了一下——不是她自己动的，像是有什么东西从床底钻出来，轻轻拽了一下被角。
“李姐，你看……”我刚要开口，李姐已经拿着监护仪走过来，一把打断我：“别瞎看，赶紧接导联线。”她的声音很急促，手却在发抖，导联线好几次都没插进监护仪的接口。我后来才知道，李姐三年前刚到呼吸科时，也曾管过3号床的患者，那患者也是术后感染转进来，第二天就没了，从那以后，她再也不肯主动碰3号床的任何东西。
赵女士转进来的第一个晚上，夜班护士是老张。第二天早上查房时，我们刚走到RIcU门口，就看见老张疯了似的往医生办公室跑，白大褂上还沾着血：“快！3号床！大咯血！止不住！”
所有人都冲了过去。3号床的床帘拉得严严实实，拉开的瞬间，一股浓烈的血腥味扑面而来。赵女士躺在病床上，嘴里、鼻子里都在往外涌血，床单已经被染成了暗红色，监护仪发出刺耳的警报声，血氧饱和度跌到了60%。“吸引器！止血药！”主治医生吼着，我们手忙脚乱地递器械、推药液，可血还是止不住，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她身体里撕裂了血管，疯狂地往外抽走她的生命。
十分钟后，心电图变成了一条直线。监护仪的警报声从尖锐变成了单调的长鸣，赵女士的眼睛还睁着，像是在看什么，目光落在窗户的方向，那里挂着厚厚的窗帘，阳光透不进来，只有一片漆黑。
收拾遗体的时候，我负责整理她的遗物。她的枕头底下，放着一张照片，是她和女儿的合影，照片上的她笑得灿烂，一点都没有病容。我把照片递给赶来的家属时，她的女儿哭着说：“我妈昨天还跟我视频，说等她好了，要带我去看海……”我的眼泪也跟着掉下来，心里却像被什么东西揪着——赵女士转进来前，各项指标明明都在好转，怎么会突然大咯血？而且是在3号床上。
赵女士走后的第三天，3号床又住了人。那是个七十多岁的老爷子，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之前在普通病房住了半个月，因为呼吸衰竭加重，转进了RIcU。当时其他床位都满了，只有3号床空着，老爷子的儿子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点了头：“只要能治好我爸，住哪张床都行。”
我那天值夜班，负责盯着3号床。老爷子很安静，除了偶尔咳嗽，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凌晨两点，我去给他测血压时，他突然睁开眼睛，拉着我的手说：“姑娘，床底下……有声音。”我心里一紧，蹲下身去看床底——空荡荡的，只有一双拖鞋，和平时没两样。“老爷子，您是不是做梦了？”我笑着安慰他，手却在发抖，床底的瓷砖很凉，凉得透过鞋底传到我的脚背上，像是有寒气往上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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