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的书房里，只有台灯亮着。暖黄的光裹着周聿的影子，长长地铺在摊开的空白稿纸上，像一块沉甸甸的幕布，压着满室的寂静。
墙上的挂钟滴答作响，每一声都敲在心上。桌角放着秘书送来的政策研究室代笔初稿，米白色的封面还覆着塑封，指尖碰上去是冰凉的滑腻 —— 他却连拆封的念头都没有，只轻轻把它推到桌边，直到边缘抵住了墨水瓶。
从决定要在演讲台上公开真相的那一刻起，他就打定主意：这份讲稿，必须亲手写。
指尖捏着钢笔，金属笔杆被体温焐得发暖。他悬着笔在稿纸顶端顿了顿，墨水滴落下来，在白纸上晕开一小片黑。那团墨渍像极了此刻翻涌的记忆，杂乱无章，却又带着一股迫切的劲儿，想从心底钻出来，找到一个出口。
他没有先搭框架，也没有列提纲，只是在稿纸左侧的空白处，一笔一画写下 “相识” 两个字。
笔尖顿住了。
三年前茶馆里的场景，突然清晰得像就发生在昨天。
那时的茶馆飘着龙井的清香，木质桌椅泛着旧旧的光。沈清姿坐在他对面，穿一件洗得有些软的白衬衫，领口的纽扣扣得严严实实。她手里攥着一份折得整齐的婚姻协议，指尖因为用力，指节泛着白。语气却平静得像在汇报工作：“周司长，我知道您需要一位符合期待的妻子，撑得起您的身份；我需要一个能让我在基层安心做事的名头，不被人说闲话。我们各取所需，互不干涉。”
当时的他，只在心里点点头，觉得这姑娘 “识大体、够理性”，甚至隐隐觉得，这样的 “通透” 正好省去了很多麻烦。他没去看她眼底藏着的光 —— 那不是对利益的算计，是想靠自己在基层站稳脚跟的倔强，是怕被人说 “靠关系” 的自尊。
周聿盯着 “相识” 两个字，喉结动了动。钢笔尖在纸上划了道粗粗的横线，把那两个字盖掉，重新写下 “误解的开始”。
—— 从一开始，他就没真正看懂过她。
钢笔继续在纸上移动，写下 “分离” 两个字时，指腹不自觉地用力，稿纸被攥得发皱，边缘起了毛。
他想起那个暴雨夜。
那天的雨下得特别大，雨点砸在办公室的玻璃窗上，噼啪作响，像无数只手在拍打。沈清姿浑身湿透地闯进来，手里捏着那封匿名信，信纸被雨水泡得发皱。她把信 “啪” 地拍在他桌上，声音发颤，每个字都裹着雨丝的冷：“你为什么不查？为什么只想着压下去？你是不是也觉得，我真的不清白？”
他当时皱着眉，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桌面，语气里满是不耐烦：“别闹，影响不好。” 甚至在心里暗怪她 “不懂顾全大局”，觉得她在这种时候 “添乱”。
现在再写这段，钢笔尖突然划破了稿纸，墨汁顺着破口渗进去，晕成一道深色的痕。
周聿放下笔，抬手按了按眉心。他终于明白，那时的 “顾全大局”，哪里是什么大局？不过是他作为外交官的控制欲在作祟。他习惯了掌控舆论走向，习惯了用 “平息风波” 来解决问题，却偏偏忘了，最该守护的，是身边那个人的尊严与信任。
讲稿的核心部分，他留给了 “匿名信事件的反思”。
没有用外交报告里那些不痛不痒的词 ——“决策偏差”“处置不当”“沟通不足”，他只写得直白，甚至有些锋利：
“我当时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
“第一个是傲慢。我总觉得，凭借我的身份和手里的资源，‘压下风波’就是对她最好的保护。我以为她需要的是‘息事宁人’，却忘了她要的从来不是这个 —— 她要的是‘公开的清白’，是让那些谣言不攻自破的真相。”
“第二个是失职。作为她的丈夫，我没站在她的角度，好好共情她的委屈。我反而用‘理性’‘大局’做盾牌，把她的诉求挡在外面，让她一个人站在谣言里，孤立无援。”
为了让这份反思不流于空泛，他从书柜最里面翻出了当年的工作笔记。蓝色的封皮已经泛黄，翻开时纸页发出轻微的 “哗啦” 声。他一页页核对时间节点，笔尖在笔记上圈画：
匿名信投递的当天，他正在国外参加气候谈判。接到下属电话时，他正站在会场外的走廊里，只匆匆说了句 “让纪检部门先压一压，等我回来再说”，就挂了电话，转身继续和外国代表谈 “国际生态合作”—— 那时的他，觉得基层的 “小风波”，远没有外交谈判重要。
沈清姿第三次找他要说法时，他正忙着筹备外交部的重要会议。办公室里堆着一摞摞文件，他头也没抬，敷衍道：“别揪着过去不放，好好做你的工作，别影响我的事。”
这些被他遗忘在笔记里的细节，此刻像一根根细针，扎进心里。他在讲稿里逐字标注：“这些敷衍的回应，这些轻描淡写的‘没关系’，比匿名信本身，更伤她的心。”
撰写的过程中，他无数次停下笔。
有时是写到沈清姿蹲在田埂上跟老乡聊收成的场景。记忆里的她，裤脚沾着泥点，手里攥着一把刚收割的麦穗，笑容亮得像太阳。他突然想起自己当时路过，还笑着说 “基层工作哪需要你亲力亲为，让下面的人报数据就行”—— 那时的轻视，此刻变成了心口的钝痛。他盯着稿纸上的 “琐碎事” 三个字，用力划掉，改成 “她用真心对待的每一件事”，眼眶不知不觉就热了。
有时是核对乔薇的聊天记录证据。打印出来的纸上，“权色交易” 四个字格外刺眼。他突然想起沈清姿红着眼眶跟他辩解的样子：“我从来没靠过任何人！我在云岭的每一步，都是自己走出来的！” 她当时咬着嘴唇，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始终没掉下来。周聿的钢笔在纸上停了十几分钟，指尖冰凉，直到挂钟又滴答了十下，才敢继续往下写，纸上不经意间落下了一滴墨 —— 像他没敢掉下来的眼泪。
他把外交官的严谨，全用在了这份讲稿的字斟句酌里。
每一个时间节点，都要反复核对证据，确保没有偏差；每一句自我批判，都要避免 “避重就轻”，必须戳到自己的痛处；甚至删掉了初稿里 “当时的环境也有客观因素” 的辩解 —— 错了就是错了，不需要任何借口来掩饰。
“处理不当” 改成 “傲慢的失职”，改了三遍，纸都被橡皮擦得起了毛；“没能保护好她” 改成 “亲手让她承受了更多的委屈”，写的时候笔尖用力，墨水透到了稿纸背面；连标点符号都反复调整，逗号改成分号，句号改成感叹号，只为让每一句话都足够真诚，足够有分量。
天亮时，讲稿已经写满了五张稿纸。纸上布满了修改的痕迹，墨渍、划痕、橡皮擦的印子，像一幅写满忏悔的地图。
周聿端起桌上凉透的茶，喝了一口，然后拿起讲稿，轻声读了起来。没有外交辞令的圆滑，没有官员发言的套路，只有一个男人，对着过去的自己，进行最坦诚的剖析；对着那个被他伤害过的女人，说出迟来的正名。
最后，他在讲稿结尾添上了一段话。握笔的手有些抖，指节泛着白，字迹比前面的更重，更有力：
“今天我站在这里，不仅是为了向沈清姿同志道歉。”
“更是为了告诉所有人：她在青石镇走村入户的每一步，是真的；她在云岭推进生态合作社、保护古村落的每一份付出，是真的；她的清白，她的正直，她对基层工作的热爱，更是真的。”
“过去三年，我没能守护她的尊严。今天，我要用这份讲稿，用我最坦诚的声音，给她一个迟到了三年的、光明正大的正名。”
放下钢笔，周聿把讲稿轻轻捧在手里。纸页带着墨香，还有他指尖的温度。他看向窗外，天已经渐渐亮了，第一缕晨光透过窗帘缝隙照进来，正好落在稿纸上的 “真诚” 两个字上，把那两个字映得格外亮。
心里既沉重，又有一种前所未有的释然。
这份亲手写就的讲稿，不是精心包装的演讲辞，不是用来装点形象的工具。它是他剖开自己过往的忏悔书，是给沈清姿的正名状，是他用笔墨刻下的、想弥补过错的决心。
他知道，这一页页纸里的文字，或许永远无法完全弥补过去的伤害。但至少，这一次，他没有用权力，没有用套路，没有用外交官的 “理性” 做挡箭牌。
他只用了一颗想弥补过错的真心，向她靠近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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