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的雾总是带着股煤烟味，把泰晤士河两岸的船帆染成灰黑色。这天清晨，圣保罗大教堂的钟声刚敲过七下，一群穿着黑色长袍的人就聚集在教堂外的广场上，为首的是个白发老者，手里举着本《圣经》，声音嘶哑却坚定：“……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他突然把《圣经》高高举起，目光扫过围观的人群，其中不乏扛着货箱的码头工人，还有几个穿着绸缎马甲的商人——他们袖口沾着蔗糖的甜味，那甜味里藏着无数非洲人的汗与血。
“可你们用锁链锁住的，也是基督的子民！”老者的声音陡然拔高，震得雾都仿佛都散了些，“安哥拉的太阳下，他们的孩子被从母亲怀里抢走；塞内加尔的沙滩上，他们的骨头堆成小山——这些难道不是上帝眼中的羔羊？”
人群里一阵骚动。一个胖商人忍不住反驳：“神父，话不能这么说！没有黑奴，哪来的棉花、烟草？伦敦的纺织厂要停工，国王的国库要空一半——这可是国家大事！”
“国家大事就该用罪恶奠基？”一个年轻的声音从后排传来，挤到前面的是个穿学生制服的青年，手里攥着本小册子，封面上印着“废奴宣言”四个烫金大字。他是威廉·威尔伯福斯的追随者，刚从剑桥大学毕业，专程来伦敦推动废奴运动。
“上个月从利物浦港出发的‘希望号’，你们知道甲板下塞了多少人吗？”青年翻开小册子念道，“三百二十七个黑奴，挤得连转身都难，航程过半就死了八十六个，尸体直接扔海里喂鲨鱼——船长在日志里写‘损耗正常’，这正常吗？”
胖商人的脸涨成猪肝色：“那是意外！海上航行哪有不死人的……”
“不是意外，是谋杀！”青年把小册子举得高高的，“这些数据来自船长的航海日志，来自医生的记录，来自那些还有良知的水手的证词——欧盟的军舰护航时，难道没看见过海里漂浮的镣铐？”
这话戳中了要害。人群里有个穿海军制服的士兵，下意识摸了摸胸前的勋章——他曾在护航舰上服役，深夜值勤时确实见过磷光闪闪的海面下，有东西在反光，长官说那是“没用的垃圾”。
“我见过。”士兵突然开口，声音发颤，“有个小女孩，看着也就十岁，从船上跳下去了，手里还攥着朵非洲菊。海水把她的裙子泡得鼓鼓的，像只白鸟……”
他没再说下去，只是把勋章摘下来，攥在手心。
这场争论很快传遍了伦敦。国会里，支持废奴的议员和反对的议员吵成一团。埃德蒙·伯克拍着桌子怒斥：“把人当货物卖，这违背了自然法！我们自称文明国家，却干着比野蛮人还野蛮的事——欧洲的光荣不能建在血泪之上！”
而反对废奴的议员们则拿出账本：“伯克先生，您算算清楚！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每年给英国带来五十万英镑收入，失去这笔钱，我们拿什么对抗明朝的丝绸、瓷器？”
争论也传到了凡尔赛宫。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从报纸上看到伦敦的骚动，把镶着钻石的扇子往桌上一扔：“这些英国人真是闲得慌！我们的殖民地要是没黑奴，宫里的舞会哪来那么多蔗糖和咖啡？”
她的侍女却轻声说：“王后陛下，昨天有个从圣多明各逃回来的黑奴，在巴黎圣母院前讲述遭遇，好多人都哭了……他说那里的种植园主，会把反抗的黑奴钉在木桩上，让蚂蚁啃食——”
“够了！”玛丽打断她，语气烦躁，“别让这些肮脏事烦我，明天还要试穿新礼服呢。”
但更多的人没这么“幸运”。在阿姆斯特丹的书店里，版画师正在印黑奴被鞭打的画像；在里斯本的广场上，非洲鼓手敲着故乡的节奏，围观的人里有人跟着流泪；在柏林的大学课堂上，哲学家康德正在讲授“人是目的，不是手段”，学生们听得热血沸腾。
最让人意外的是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他向来主张“开明专制”，这天突然在枢密院说：“废奴？可以试试。”
大臣们吓了一跳，他却指着地图上的明国疆域：“明朝人做生意，用的是茶叶、瓷器，人家不用锁链，照样赚得盆满钵满。我们为什么非要跟自己的良知过不去？”
这话传到伦敦时，威尔伯福斯正在起草新的废奴法案。他把这句话加进了发言稿，结尾处写道：“文明的刻度，从不是看赚了多少钱，而是看对生命的尊重有多少。欧盟要成为真正的强者，先得学会对罪恶说‘不’——这或许比造一百门火炮更重要。”
广场上的老者还在宣讲，雾渐渐散了，阳光照在他手中的《圣经》上，反射出的光落在围观者的脸上。有人低下头，有人红了眼，还有个年轻的水手突然转身往码头跑，他要去给远在非洲的弟弟写信，告诉他：“别上船，千万别上那些挂着欧盟旗帜的船……”
这场反思才刚刚开始，像投入湖面的石子，涟漪正一圈圈扩散——它或许暂时动摇不了黑奴贸易的根基，但至少让欧洲人开始明白：有些财富，沾着血，咽下去会硌得一辈子睡不着觉。而那些敢于说出“不对”的声音，正像初春的嫩芽，在看似坚硬的冻土下，悄悄攒着破土的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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