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文化教化稳步推进，柴荣的目光再次聚焦于内部权力制衡。显德六年秋，随着南征北战的节节胜利，赵匡胤、李重进等将领战功赫赫，威望日隆，禁军内部逐渐形成派系雏形。御书房内，柴荣翻阅着御史台的密报，上面详细列举了部分将领私下结党、截留军饷的苗头，眉头愈发紧锁。
“五代乱世，皆因藩镇割据、将领拥兵自重。”柴荣指尖划过密报上的“陈桥”二字（历史记忆中的警示），对枢密使李谷说道，“朕绝不能让后周重蹈覆辙。如今军队战力日强，但权力制衡的笼子必须扎紧，否则今日的功臣，可能就是明日的祸根。”
李谷深以为然：“陛下所言极是。赵匡胤将军战功卓着，麾下亲信遍布禁军，虽暂无二心，但长久下去，恐难避免权力膨胀。臣建议进一步细化调兵权与指挥权的分离制度，从根源上杜绝拥兵自重。”
柴荣点头，心中已有全盘规划。次日朝会，他正式颁布《军制优化诏》，推出三项核心举措，堪称“现代军事管理思维”的古代落地：
其一，拆分禁军最高指挥机构。将原殿前司、侍卫司的权力一分为三，设立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司、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司，合称“三衙”。三衙各司其职，分别管辖步兵、骑兵、禁军卫戍，互不统属，均直接对皇帝负责。原殿前司都点检一职被废除，赵匡胤由殿前都指挥使调任“三衙总领”，看似职位提升，实则失去了直接统领某一兵种的实权。
其二，完善“兵将分离”制度。规定禁军士兵每三年轮换一次驻地，将领不得跟随士兵调动，士兵与将领之间只能在战时临时组合，战后即刻分离。同时，士兵的军籍、粮饷发放由枢密院统一管理，将领仅负责战时指挥，无权干预士兵的日常管理和后勤保障。
其三，强化军法监督。设立“军法御史”，直属御史台，常驻军营，负责监督将领是否存在结党营私、截留军饷、滥用职权等行为。军法御史可直接向皇帝奏报，无需经过枢密院或三衙，赋予其独立监察权。
诏书颁布后，朝野震动。赵匡胤接到调令时，心中虽有波澜，但深知柴荣的良苦用心。他主动入宫请罪：“陛下，臣深知自身威望过盛，恐引发猜忌，愿遵旨调任，绝无半分怨言。”
柴荣扶起他，语气诚恳：“匡胤，朕并非不信任你，而是五代的教训太过惨痛。你是后周的功臣，朕希望你能成为后世将领的典范，君臣同心，共保后周长治久安。”他随即赏赐赵匡胤黄金百两、绸缎千匹，同时将其长子赵德昭接入宫中，封为“左千牛卫将军”，看似荣宠，实则为质子，以安君臣之心。
其他将领见状，也纷纷表示遵旨。李重进主动上书，请求将麾下部分亲信调往边境任职，以示无结党之意。禁军内部的派系苗头，在柴荣的铁腕调控下，迅速得到遏制。
军制优化的成效很快显现。士兵轮换驻地后，将领与士兵之间的私人联系被切断，结党营私的土壤不复存在；三衙分立、相互制衡，避免了某一将领独揽军权；军法御史的设立，让将领们心存敬畏，再也不敢擅自截留军饷、滥用职权。汴梁禁军大营内，军纪更加严明，士兵训练热情高涨，军队战斗力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因权力制衡更加高效。
然而，就在军制改革顺利推进之际，军法御史却传来了一封紧急密报。密报称，赵匡胤的亲信将领石守信，在士兵轮换驻地时，暗中将自己的嫡系部队集中调往汴梁周边的陈桥驿、封丘等地，且私下发放“私饷”，笼络人心。更令人警惕的是，石守信与部分被调往边境的将领仍有秘密书信往来，书信内容虽未明说，但隐约提及“时局变化”“共保富贵”等话语。
柴荣看完密报后，脸色瞬间凝重起来。他没想到，自己刚推行军制改革，就有人胆敢顶风作案。石守信是赵匡胤的核心亲信，他的举动，究竟是个人行为，还是受赵匡胤暗中指使？陈桥驿这个地方，在历史记忆中是“陈桥兵变”的发生地，石守信将嫡系部队调往此处，其心可诛。
“看来，朕的敲打还是不够。”柴荣低声说道，眼中闪过一丝寒光。他下令军法御史继续暗中调查，务必查清石守信的真实意图，以及是否有其他将领参与其中；同时，密令郭荣率领禁军一部，以“巡视防务”为名，进驻陈桥驿周边，暗中监视石守信部队的动向。
那么，石守信的行为究竟是自作主张，还是赵匡胤的授意？他暗中联络将领，是否有谋反之心？柴荣知道，这场军制改革引发的权力博弈，才刚刚开始。若不能彻底查清此事，严惩不贷，军制优化的成果将付诸东流，后周的统治根基也将受到动摇。一场围绕禁军控制权的暗战，已悄然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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