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的早市比三年前热闹了一倍。挑着菜担的农妇骑着“华夏自行车”从巷口拐出来，车后座的竹筐里装满带露的青菜；货郎推着改装过的自行车，车两侧挂着琳琅满目的小物件，铜铃声随着车轮转动清脆作响；连学堂的孩童们，都骑着小号自行车排成一队，由先生领着往经世大学去，笑声洒满朱雀大街。
苏砚秋站在格致器物铺的二楼，看着这寻常的晨景，手里捏着刚送来的《天下岁计》——上面记载着各都护府的收成、工坊的产量、学堂的数量，一组组数字都在向上走：西域的麦产量三年翻了一番，海东的渔获通过罐头技术远销中原，安南的梯田养活了比从前多三成的人口，连漠北草原的牧民，都靠着改良的羊毛纺织手艺，家家户户盖起了砖瓦房。
“苏相，您看这自行车，真是把‘省劲’做到了家。”铺掌柜笑着递上一杯茶，“现在各州府都有自行车工坊，寻常百姓攒两个月钱就能买一辆，最远的漠北都护府，都来订了五百辆，说牧民赶羊、运草料，比骑马还方便。”
苏砚秋接过茶，目光落在街对面的“万民银行”——这是三年前设立的官办银行，百姓可以存钱、借贷，利息比私人钱庄低一半。此刻银行门口排着队，有老农拿着存折取秋收的存款，有工匠贷款想扩大作坊，连匈奴布庄的巴特尔都在窗口前，用流利的汉话问：“存五十匹羊毛的钱，能给我儿子贷辆自行车不？”
“银行的作用，比预想的还好。”苏砚秋对掌柜道，“百姓手里有余钱，敢花钱，工坊的东西才卖得出去；想做事的人能贷到款，百业才能更兴旺。这就像水车，把水引到该去的地方，土地自然就肥沃了。”
正说着，安宁公主带着经世大学的学生们从街上经过。他们穿着统一的青布衫，推着载满书籍的独轮车，要去城郊的新学堂授课。“苏相！”公主抬头看见他，笑着挥手，“今日去教农夫们算收成账，带了新印的《农家算学》，他们可盼着了！”
学生们也纷纷行礼，其中有几个西域、安南的面孔——这是三年前推行的“异族学子计划”，各都护府选聪慧的孩童到经世大学读书，毕业后回乡任教，如今已有两百多人学成归乡，成了传播知识的种子。
苏砚秋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忽然想起刚收复新土时的景象：那时百姓对中原的制度、学问充满戒备，连学堂都不敢让孩子进。如今，安南的土司子弟在学格致，回纥的贵族女子在学桑蚕，鞑靼的少年跟着明军士兵学算术，这些曾经的隔阂，都在日复一日的共处中，被知识、生计、寻常烟火气悄悄磨平。
午后，苏砚秋去军工厂巡查。这里早已不是当年制造枪炮的地方，一半的车间在生产农具、自行车零件，甚至还有给百姓用的铁锅、镰刀。工匠们正给一批新造的“便民燧发枪”做最后检查——这是改良的民用款，威力小、操作简单，给猎户、护商队用，既方便又安全。
“苏相，您看这枪托，”总工匠指着上面的刻纹，“加了防滑木，握着手感好，上个月漠北的猎户订了一百支，说打狼比弓箭准多了。”
苏砚秋拿起一把试了试，重量比军用款轻三成：“记住，民用器物，安全第一，实用第二，花哨的东西不用加。百姓要的是趁手的家伙，不是摆看的玩意儿。”
从军工厂出来，夕阳已染红了天际。苏砚秋沿着护城河散步，见岸边的空地上，一群老人正围着棋盘下棋，有汉人，有匈奴人，还有安南的渔民，为一步棋争得面红耳赤，转眼又笑着递上茶水。不远处，几个孩子骑着自行车追逐打闹，车铃“叮铃铃”响，惊飞了枝头的麻雀。
他忽然觉得，所谓“稳定发展”，从来不是惊天动地的变革，而是这些琐碎的日常：农妇骑车赶集能多赚两个铜板，工匠贷款能多雇两个帮手，孩子能骑着车去上学，不同族群的人能坐在一起下棋……就像春雨润物，无声无息，却让这片土地的每一寸都透着生机。
回到府中，安宁公主正对着地图标注新修的官道。“你看，”她指着西域到中原的路线，“这条道铺了碎石，自行车走起来不颠，商队说比从前快了两天。明年打算把电报线也沿着官道架过去，往后西域的消息，一天就能到洛阳。”
苏砚秋凑过去，看着地图上密密麻麻的线条——官道、水渠、电报线、学堂、工坊，这些线条交织在一起，像一张巨大的网，把新土与中原、把不同族群的百姓，紧紧连在了一起。
“其实啊，”安宁公主放下笔，望着窗外的万家灯火，“百姓要的不多，就是日子能一天比一天好，能安稳地看着孩子长大，看着庄稼丰收。咱们做的这些，不过是让他们能更容易地过上这样的日子。”
苏砚秋点头，拿起桌上的《天下岁计》，在最后一页写下：“治世如种稻，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不急于求成，不苛责速效，只问耕耘，自有收获。”
窗外的夜色渐浓，自行车的铃声还在远处隐约传来，像一首温柔的歌谣，唱着这片土地上正在发生的、最踏实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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