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义熙元年的秋风，裹着浔阳郡的稻花香，卷进了彭泽县衙的青瓦缝里。四十一岁的陶渊明正坐在案前，就着窗棂漏进来的碎光，翻看县里的户籍册。他指尖划过“陶潜”两个字——这是他在官牒上的名字，可私下里，总爱自号“五柳先生”。案头摆着一碗刚沏好的菊花茶，水汽氤氲中，他想起三个月前，朋友王弘骑着毛驴来柴桑老家劝他出山时说的话：“潜兄，如今乱世，你空有一身才学，总躲在乡下种菊花，难道就甘心？”
那时他正蹲在园子里侍弄新栽的五柳树，闻言直起腰，指了指枝头挂着的露珠：“不甘心的事多了，可若为了混口饭吃，就得对着那些歪脖子树弯腰，倒不如守着这几棵柳树自在。”王弘却拽着他的袖子不放：“彭泽县令空缺，离你家近，官阶虽小，却能实实在在为百姓办点事。再说，五斗米的俸禄，也够你养活老母亲和孩子们了。”
这话戳中了陶渊明的软肋。他出身官宦世家，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名将，官至大司马，可到了他这一辈，家道早已中落。年轻时他满心想“大济于苍生”，背着行囊游历四方，亲眼见惯了永嘉之乱后，中原大地饿殍遍野，权贵们却在江南的温柔乡里醉生梦死。他曾在荆州刺史桓玄幕下做过事，可看着桓玄私藏兵器、图谋篡位，他连夜卷了铺盖就走，临走前在账本上写下“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八个字，气得桓玄摔了茶碗。后来又在刘裕手下做过镇军参军，可那位后来的宋武帝，眼里只有地盘和兵权，哪里听得进他“轻徭薄赋”的建议？没半年，他又辞了官。
这一次，王弘说的“为百姓办事”，像颗石子投进了他心里。他想起老家那些佃户，去年遭了水灾，交不上租子被地主赶出门，哭着来求他写状纸，他却只能握着笔，半天写不出一个字——没有官职在身，空有一身笔墨，顶个屁用？思来想去，他终究还是点头了：“好，那我就去彭泽县走一遭。”
到任那天，陶渊明没坐官府的马车，自己挑着一担行李，一头是几件打了补丁的布衣，一头是《左传》《离骚》和他常弹的那张无弦琴，沿着赣江大堤慢慢走。彭泽县的百姓早听说新县令要来，都挤在城门口看，见来的是个穿着粗布长衫、脚蹬麻鞋的汉子，身后连个随从都没有，都愣了：“这就是县令大人？”有人赶紧跑去告诉县丞，县丞慌慌张张地带着衙役们捧着官服官帽来接，陶渊明却摆了摆手：“先不急着换装，带我去看看县里的粮仓和农田。”
接下来的八十多天，彭泽县的百姓渐渐摸清了这位新县令的脾气。他不喜欢穿官服，常披着件旧葛衣在田里转，看见老农插秧，会撸起袖子帮着插两把；看见佃户被地主欺负，会把人叫到县衙，拿着《晋律》一条一条地讲，直到地主低头认错。县衙里的衙役们也习惯了，每天早上来上班，总能看见县令大人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就着晨光啃馒头，旁边放着一壶粗茶。有次县丞偷偷跟他说：“大人，您好歹是一县之主，总这么朴素，难免被上面来的人看轻。”陶渊明嚼着馒头笑：“看轻就看轻，我是来当县令的，不是来当戏子的，穿得再光鲜，不能帮百姓办事，有啥用？”
可官场的规矩，终究像一张无形的网，慢慢向他收紧。这年十月，浔阳郡派了个督邮来彭泽县巡查。督邮是郡里派来的官，专门负责监察各县官员，虽说官阶不算高，可手里握着官员的考评权，哪个县令敢不巴结？那天早上，陶渊明刚在田里看完晚稻的长势，回到县衙，就见县丞慌里慌张地跑进来，手里捧着一套崭新的官服：“大人，督邮大人已经到城外了！您快换上这身衣服，带着我们去城门口迎接，记得要恭恭敬敬的，腰弯得低一点，话说得甜一点，可别惹督邮大人不高兴！”
陶渊明看着那套绣着锦纹的官服，眉头慢慢皱了起来。他想起前几年在桓玄手下做事时，每次州里派官员来巡查，桓玄都要带着手下们站在城门外等上半个时辰，见到巡查官的马车，所有人都要跪下来磕头，嘴里喊着“下官恭迎大人”。那时他就站在人群里，膝盖像灌了铅一样沉，怎么也弯不下去。此刻县丞的话，像根针似的扎在他心上，他伸手拿起那套官服，指尖触到冰凉的锦缎，只觉得浑身不自在。
“督邮来巡查，公事公办就是了，为何要穿成这样去迎接？”陶渊明把官服放在案上，声音平静得像赣江的水。县丞急得直跺脚：“大人，您这是不知道这里面的门道啊！这督邮大人是郡太守的小舅子，最爱摆架子，要是迎接慢了、礼数不到位，他回去在太守面前说您一句坏话，您这县令的乌纱帽可就保不住了！”
陶渊明端起案头的菊花茶喝了一口，茶水已经凉了，像他此刻的心情。他想起自己这四十一年的日子，想起年轻时在庐山脚下读书，老师曾跟他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那时他以为，“弘毅”就是要做大官、办大事，可如今才明白，有些“弘毅”，是就算饿着肚子，也不能弯下腰。他想起家里的老母亲，想起孩子们盼着他拿回俸禄买米的眼神，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可再想想那些被督邮欺压的百姓，想想自己当初来彭泽县时说的“为百姓办事”，那点犹豫，又像晨雾一样散了。
他慢慢站起身，走到案前，拿起那枚用铜铸成的县令印信。印信沉甸甸的，上面刻着“彭泽县令印”五个字，冰凉的触感从指尖传到心里。他想起这八十多天里，自己在县衙的墙上写下的“政者，正也”，想起百姓们看见他时眼里的信任，嘴角慢慢牵起一抹笑，又很快沉了下去，变成一声长长的叹息——那声叹，从他的胸腔里滚出来，带着四十一年的委屈、不甘和倔强，撞在县衙的墙壁上，又弹回来，落在案头的《离骚》上。
“我陶渊明，”他看着县丞，声音不高，却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扎在地上，“不愿为了这五斗米的薪俸，就低声下气地去向这些家伙献殷勤！”说完，他把那枚铜印“啪”地拍在案上，印信与木案相撞，发出一声清脆的响，惊得窗外的麻雀扑棱棱地飞了起来。
县丞吓得脸都白了：“大人，您可别冲动啊！辞了官，您一家老小怎么活？”陶渊明弯腰拿起自己的布包袱，把《左传》《离骚》和无弦琴塞进去，回头笑了笑：“活法有很多种，饿不死人的。以前在老家种菊花，能活；现在辞了官，回去种庄稼，照样能活。总比戴着这顶乌纱帽，天天对着那些歪脖子树弯腰强。”
他转身就往外走，走到县衙门口，看见衙役们都捧着仪仗站在那里，等着跟他去迎接督邮。陶渊明摆了摆手：“都散了吧，以后彭泽县的事，就拜托各位多费心了。”说完，他挑着自己的布包袱，沿着来时的路，慢慢走出了城门。
城门口的百姓们还在议论着督邮要来的事，见县令大人挑着包袱走出来，都围了上来：“大人，您这是要去哪？”陶渊明停下脚步，对着百姓们拱了拱手：“我辞了官，回柴桑老家去。这八十多天，多谢乡亲们照顾。以后要是遇到难事，记得多看看《晋律》，别轻易让人欺负了。”有个老农拉着他的袖子哭：“大人，您走了，我们可怎么办啊？”陶渊明拍了拍老农的手：“会有新的县令来，要是新县令不好，你们就去郡里说，总有讲道理的地方。”
那天的秋风，比往常更凉些，吹起陶渊明的葛衣下摆，像一面小小的旗子。他沿着赣江大堤慢慢走，身后是彭泽县衙的青瓦白墙，身前是通往柴桑老家的田埂。他想起刚才县丞说的“五斗米”，忍不住笑了——那点俸禄，够买几石米，够养活一家人，可要是用自己的骨气去换，就太不值了。
走到大堤尽头，他停下来，回头望了一眼彭泽县城，然后转身，朝着五柳树的方向走去。风里传来稻花香，还有远处传来的督邮马车的铃铛声，可他一点都不在意，脚步越走越轻快。后来，他在自己写的《归去来兮辞》里，记下了那天的心情：“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这一去，陶渊明再也没有回到官场。他在柴桑老家种菊、酿酒、写诗，写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写下“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倔强。可彭泽县衙里那声长长的叹息，那枚被掷在案上的铜印，却像一粒种子，在后来的千百年里，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让每个听说这个故事的人，都能在风里，听见一个文人不肯弯腰的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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