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祖贻
徒步赴渝求学记
1939年秋，国立三中的校园里弥漫着离别的气息，各毕业班同学纷纷南渡铜江，踏上各自的征程。最后仅留下我们寥寥数人，决心结伴北行，直奔重庆。选择这条路线，只因行程更为直捷，可早日抵达继续求学之路。然而，铜仁至秀山间百余公里的路程，没有舟车代步，需徒步穿越武陵山脉腹地。那里山野荒莽，人迹罕至，更有匪患滋生，令许多人望而却步。但我们这群年轻人，怀着“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豪情，毅然决定踏上这充满艰险的旅程。
母校师长，尤其是周校长，对我们的闯创之举既支持又担忧。当得知有地区保安团即将调防松桃，我们可随行同往时，悬着的心才稍稍放下。9月初，启程之日终于到来。师长们就像送别自己的孩子一般，一路将我们送出北门，他们眼神中满是牵挂与不舍，情意绵绵，泪水也不自觉地流了下来，这一幕深深烙印在我们心间。
第一天，天气格外晴朗，阳光洒在身上，为我们的旅程增添了几分温暖。我们沿着山间小道前行，约走了25公里，抵达正大营过夜。当晚，我们在一座会馆的戏楼上打铺休息。这里蚊蠓成群，不停地在耳边嗡嗡作响，可或许是初尝徒步的疲惫，我们倒头便睡，连梦都格外香甜。
第二天，天空阴沉，时不时飘起小雨，道路变得泥泞湿滑，行进愈发艰难。我们跋涉约35公里，终于到达松桃县城，在当地学校借宿。行至中途，突然遭遇一队兵痞，约莫十几人，个个烟容满面、疲惫不堪，衣着不整，枪械随意挎在身上，模样如同游荡的鬼蜮。队伍后面有个头目，头戴礼帽，身披大氅，赤着脚踩在马镫上，骑在马上威风凛凛，活脱脱西部枭雄的形象。他大声喝问我们是什么人，为何在此路过。刹那间，恐惧笼罩着我们。好在保安团首领及时上前与他们交谈，一番交涉后，双方才和平分开，各自离去。后来得知，那领头的竟是白某某司令，已半受招安，这次算是有惊无险。
第三天，天空依旧阴霾。松桃县特意指派了六七个苗胞为我们引路，他们头缠青巾，身负柴刀，带着我们出城北，沿着山径小路向上攀爬。约走了20公里，来到一处名为银盏坳的垭口，过了这里便进入四川境内。垭口地势险要，却不见有人把守，也没有民居，护送的民兵到这里便折返了。过了垭口，一路下坡，又走了约10公里，我们在石耶司住下。这三天，我们大约走了90公里，沿途都是高山丘陵，大部分被灌丛山茅覆盖，很难见到成片的树林。原本有旧官道相连，可行人稀少，野草长得比路还高，加上年久失修，大多已坍塌荒废。偶尔能看到旧铺路石板上有大型动物骨架化石，让我们感到十分新奇。途中也会遇到几座土屋，但都人去屋空，田园荒芜，一片凄凉景象，从中便可想象出当时黔境匪患的猖獗。
第四天，天气由阴转晴。出了石耶司，远远望见秀山坝子，这里是平丘地形，村落与树木错落分布，田野也渐渐多了起来，天空飘着片片浮云，村庄里炊烟袅袅升起，与邻省的荒凉形成鲜明对比。走了约15公里，我们顺利抵达秀山县城。这座县城地处四省要冲，商贸繁荣，可惜年前惨遭敌机轰炸，几乎被夷为平地！
接下来的行程顺利了许多。第五日，我们乘汽车经过酉阳、黔江，来到彭水；第六日，顺乌江而下，抵达涪陵；第七日，乘船沿长江前行，终于抵达重庆，顺利完成了这段难忘的旅程。
一路上的关山险阻、奇异景观，以及各地的民情民俗，我都曾详细地向母校禀报。不知后来是否还有人循着我们的足迹踏上这段旅程，特此记录下这段珍贵的经历。
（张祖翰，男，江苏丹阳人。1938年入国立三中高中部，1939年7月高中毕业，1943年中央大学土木系毕业，浙江省第五届政协委员，86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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