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今吾
挚友方俊鑫，江西婺源县人，十岁随父迁去安徽休宁县。1937年“七七”事变时，考入当时誉满江南的扬州中学。同年9月到扬州中学报到，刚领到一套校服，因战局影响，学校即告解散。方遂随逃亡大流亡亡武汉。当时教育部在武汉、长沙两地招收流亡学生，拟在河南、四川和贵州创办三所国立中学。他打算随扬州中学校长周厚枢去合川入国立四川中学，后来在编组时将他编入了“赴黔”队伍。这样，方到了国立三中，我才有幸得到一个真挚的好友。
我同方相识是到铜仁的第一天。当时我们俩都被编入高一丙组，教室座位是后排的邻座。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他身着的“蚂蚁布”校服，校服上是铜扣子，扣子上铸有扬中校微。我最先问他：“你是不是扬中的？”他回答：“是啊！”接着他又反问我：“你怎么知道？”我说：“我也同你一样是穿过这身校服的。”我继续告诉他：我是1936年夏进入扬州中学的，入学两个月后，因病休学了。他高兴地立即握住我的手，说：“我们是二度同学了。”这也许是我同俊鑫之间感情较不平常的原因吧！
入国立三中两个月以后，学校文理分班。经过考试，方俊鑫酷爱理科，我爱文科，我们又分别在不同的班级，但业余时间，我们俩仍玩在一起。高三下学期，面临全国大学统一考试，这对我们流亡学生是个“生死关头”。因为，若是考不起，从大处来说似乎就减少了今后对国家对民族作贡献的能量；而对个人来说就意味着失学，一失学就无贷学金可吃。当时，我们面临最大的“敌人”是瞌睡多。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当时我们组织了一个十人小组，任务是：“轮流温课轮流睡觉。”这样，我同俊鑫又在一起复习功课，准备大学报考。这件事虽过去半个世纪了，因为印象太深，对小组的十个成员我仍然背得出来。他们是：方俊鑫、张念智、张秉权、陈浩志、屈插威、陈畴、洪怀民、高炳全、沈传禧和我。这十人中只有我一人是丙组的，其他九人都是甲组的。我的加入大半是方俊鑫的影响，因为我们是二度同学。
俊鑫在三中时，对数理化最有兴趣，对物理更别有心得。他统考前夕就已把萨本东着的列入大学丛书的《普通物理学》啃完了。他报考的第一志愿是国立中央大学理学院物理系，被录取了。我们其余的分别取入中大、西南联大、浙大、交大、湖大和湘雅医学院（现湖南医科大学）。从此我们就海角天涯，各奔前程了。我入湖大以后，曾接俊鑫自重庆柏溪寄来的信。他说当时中大吃贷学金的学生常发生夺饭瓢盛饭的事。因为他不会抢也不会夺，常因此吃不饱饭。他还说：在高等学校里发生这种事，实在令人惊叹！字里行间，反映出他疾恶如仇的品德。
1943年底，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参加二战。政府令大学毕业生去为中缅边境的美军当翻译。方以优异的口语和笔试成绩被录用，派去美军参谋部当翻译官。1945年二战结束，他复员到上海，在上海交通大学任教。从此他就孜孜不倦地攻他的专业。
解放后，方俊鑫在周庆国教授指导下，在工人师傅蔡祖泉的帮助下，研制成我国第一支用于医疗用x光管，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当时的上海市长陈毅接见了他。并对他说：“你有什么困难尽管对我说。”方向陈市长提出：请把蔡师傅调来交大，同他长久合作。就这样，他像伯乐一样，慧眼识人才。蔡师傅进入交大以后，才能大大发挥出来，创造出多种高级灯泡。方俊鑫自己在解放初期，也因他的成就被选为上海市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
1953年，全国大学院系调整，他随系调入复旦大学，从此潜心钻研固体物理。他参与谢希德教授合作撰写了《固体物理学》，被列入大学丛学。以后又钻研激光学。正当他风华正茂才情横溢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那不幸的年月，他也受到了冲击。他的科研事业暂时中断了。在他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他仍然坚持“毕生唯一责志是为国家尽点力，为民族作点贡献。”他相信目前的状况不会长久，坚信自己的赤子心会得到理解与识别。因此，他平反以前，总把一切不幸的遭遇当成一种误解。但他不能以怨报怨。一心等待着烟消云散的时候，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忠于祖国忠于民族的崇高精神。
1977年，他终于回到了复旦大学。他欣幸若狂地告诉我：“又可重操旧业了！”从此他更拼命地工作，他要夺回失去的年华，要为祖国富强、民族复兴作出更多的贡献。他搞科研，带研究生，废寝忘食，完全忘掉了自己。1988年10月，他终因过度劳累而住院。我去长沙出席母校第三届校友常务理事会，曾约他一起去长沙，可他因病未能成行，等我回到上海的第四天，就传来了他病逝的噩耗。现在留下来的，是他一系列的科研成果，是他培养的十三个研究生和三个博士生，传播着他的事业与精神。
俊鑫去了！他对祖国和民族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也留下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
亲爱的挚友——方俊鑫，安息吧！
朱今吾，男，江苏常熟人。1937年冬入国立三中，1940年夏毕业于高中部后考入国立湖南大学经济系，1945年夏毕业，曾任过经济助理管理师，国际贸易公司研究室研究员等，现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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