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便宜处置”的圣旨，如同尚方宝剑，赋予了朱标及其派往山西的干员前所未有的权威与底气。太原府内的政治气压骤然改变。
新任清丈主官，总核衙门郎中周忱，手持圣旨与太子手谕，不再与晋王府属官虚与委蛇。他径直前往阳曲县，召集县令及地方耆老、士绅代表，当众宣示朝廷“清丈田亩、均平赋役、绝不加赋”的决心，并将太子手谕中“无论涉及何人，立按律严惩”的警告，一字一句，清晰道出。同时，他宣布了更为细致的清丈章程：所有丈量数据，须由官府吏员、当地推举的公正士绅及田主（或佃户代表）三方共同签字画押，当场核算，结果即日张榜公示于县衙门口及各村镇要道，接受全体士民监督质询，有异议者五日内可持地契至县衙复核。
此法一出，试图在丈量过程中做手脚的空间被极大压缩。阳曲县内，一些原本受流言影响、心存观望的中小地主，见朝廷态度如此坚决，程序如此公开，又听闻浙江等地百姓确因新政得利，心思开始活络。毕竟，若真能厘清田亩，固定赋额，长远看也非坏事。
然而，真正的破局，来自于周忱选定的一处“硬骨头”——阳曲县内最大的田庄，其主人乃晋王府一位颇得朱棡信任的管事，姓王。此庄田亩众多，边界模糊，历来是地方官不敢深究之处。
清丈当日，王管事带着几个豪奴，大剌剌地来到田头，阴阳怪气：“周大人，不是小的不配合，只是这庄子的地界，历来如此，先晋王爷在时便是这般。如今若要重新丈量，动了风水，惊扰了地脉，小的可担待不起啊。”
周忱面色不变，只淡淡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丈量田亩，乃朝廷定制，依的是《大明律》与新政章程。风水地脉之说，若敢阻挠国策，本官便按‘妖言惑众、阻碍清丈’之罪，请王管事去按察使司衙门分说分说。”他一挥手，随行的护卫兵丁上前一步，手按刀柄，目光冷冽。
王管事脸色一白，气焰顿消。他瞥见周围还有不少被邀请来监督的本地士绅和村民，心知若再强硬，只怕立时就要被拿下，届时不仅自己倒霉，还可能牵连晋王。他只得悻悻退开，眼睁睁看着吏员与受邀士绅开始拉绳丈量。
丈量过程极为细致，遇到边界不清之处，周忱便命人查阅旧册，询问周边田主，力求公允。最终清丈结果，该庄子实际田亩比鱼鳞旧册多出近三成！其中既有历年隐漏，也有新垦未报之地。
数据一出，全场哗然。周忱当即命人将结果详细登记，三方画押，并立刻书写榜文，准备公示。王管事面如死灰，却再不敢多言。
阳曲县其他观望的士绅大户，闻听此事，无不凛然。连晋王府管事的名下田庄都被如此雷厉风行地清丈，隐田尽数查出，他们哪还有侥幸之心？纷纷主动配合清丈，生怕慢了一步，被当成典型严办。
不过月余，阳曲县的清丈工作竟已完成了七七八八。随着一张张红榜贴出，新旧税额对比清晰可见。绝大多数自耕农和佃户的负担明显减轻，欢欣鼓舞；而田产众多者，税额虽有增加，但因程序公开，数据确凿，加之朝廷严惩舞弊的威慑，多数人也只能认缴。阳曲县衙征收夏税时，竟比往年还要顺利几分，入库钱粮反而因清出隐田而有所增长。
“阳曲模式”的成功，如同在山西这片沉闷的湖面上投下了一块巨石。消息迅速传遍三晋大地。太原府其他州县，乃至山西布政使司其他府县的官员、士绅，闻风而动。许多人意识到，朝廷此次是动真格的，连晋王殿下似乎也默许（或无力阻止）了，再抵抗下去，非但无益，反而可能引火烧身。一些原本抵触情绪强烈的州县，态度开始软化，主动向省里请求派遣清丈队伍。
太原，晋王府。
朱棡听着长史禀报阳曲县的情况以及山西各地的风向转变，脸色铁青，久久不语。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无力感。大哥朱标甚至无需亲自出面，仅凭一道圣旨、一纸手谕，以及几个能干的下属，就将他精心营造的抵抗局面瓦解于无形。父皇那毫不掩饰的支持，更是让他投鼠忌器，不敢再有任何过激举动。
“罢了……”朱棡颓然挥了挥手，声音沙哑，“告诉下面的人，配合清丈吧。不要再搞小动作了。”他知道，在这场兄弟阋墙的暗战中，他已经一败涂地。继续对抗，只会让自己更加被动，甚至失去父皇那本就所剩不多的眷顾。
阳曲破冰，新政之锋历经兄弟私心的磨砺，非但没有钝挫，反而更加锐利，其势已不可阻挡地向着山西全境，乃至整个大明疆土蔓延开去。朱标坐在金陵东宫，收到周忱从阳曲发来的捷报，脸上终于露出了如释重负而又充满希望的笑容。他知道，最艰难的一关，已经过去了。接下来，便是将这砥砺过的锋刃，指向帝国更深处的积弊与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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