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万元赏金在当年无疑是一笔巨款。为何设置如此高额？群众举报犯罪行为本是义务，为何还需金钱激励？
这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教训：此前鹤岗曾发生一起重大案件，三名劫匪在夜间抢劫一辆老旧汽车，行驶途中车辆发生故障，三人只得推车缓行。
恰遇两名刑警盘查，其中一名匪徒突然掏枪射击，造成一死一伤。随后他们用石块砸死受伤警员，搜走两支手枪及若干子弹，最后将尸体抛入二十米外的窨井中。
这三名歹徒行事极为猖狂，竟将故障车辆推至三百米外的居民小区藏匿，又重返现场，用手电照明，用破布仔细擦拭血迹并捡走所有弹壳，方才逃离。
整个作案过程持续一个多小时，案发时间为晚间九时许，附近居民多有目击，但警方调查时却均表示“未曾看清”。经反复工作，一名男子起初支支吾吾，时而承认时而否认。
最终，该男子坦言：“我只是个普通老百姓，若遭报复，实在承担不起。再说家里困难，连孩子的学费都交不起，实在是无能为力。”警方听出其言外之意：“不必多说，就是需要报酬，对吗？”经过一番协商，最终以赏金换取其关键证词，为案件侦破起到决定性作用。
此事说明，许多民众认为：举报行为需承担风险，理应有相应回报。以往依靠表扬信和大红花的奖励方式，在经济社会中已难以奏效，实际的经济激励更为有效。
悬赏机制实则达成双赢：高额赏金相当于扩充了警力；早日破案也能为警方节省办案经费。
悬赏公告发布后，顿时掀起波澜，举报者络绎不绝。有人提供切实线索，也有人表达个人推测。虽然未能直接破获“1·28”大案，但借此破获了多起其他案件，甚至阻止了数起重大罪案的发生——其中就有一个团伙正预谋对南山矿下手，尚未行动便被人举报。
鹤岗全市陷入一种亢奋状态，仿佛人人都成了侦探，街头巷尾无不在讨论案情。这般局面让孙海波一伙深感恐慌。
看到电视上的悬赏公告后，孙海波试探妻子：“如果你知道是谁干的，你会去举报吗？”
妻子张惠茹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举报！五万块这么容易到手，为什么不？”
孙海波闻言心中一凛，预感大事不妙——这次动员力度空前，全民参与挖掘线索，形势极为骇人。
那么这段时间他们在做什么？
1月28日当晚，三人逃回出租屋后紧急商议，一致认为：田园的尸体处理得当，其他方面也未留下明显破绽，至少十数日内不会查到他们头上。
于是决定先各自回家，避免引人怀疑，从长计议。
孙海波与田雨随即离开，闫文宇则因不便回家，独自留在出租屋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警笛声整夜不绝，想到刚刚殒命的田园——经过两三个月的密切交往，二人已情同手足——此刻只剩自己孤身一人面对全城搜捕，他心中忐忑难安。
次日一早，孙海波与田雨赶来会合，闫文宇稍感安心。他提议：“我看咱们还是尽快逃离此地为妙。”
闫文宇的判断其实很有道理：他原本就潜伏在此无人知晓，此时离开顺理成章，更不会引人怀疑。尽管孙海波和田雨的目标较大，但逃亡至少能多活一日是一日。孙海波也觉得此言有理。
但关键问题在于：他们没有资金。此前抢劫所得的18万元早已挥霍一空，穷得连摩托车都变卖了。
这几年无所事事，分文未进，整天琢磨作案计划。没有钱能逃到哪里？流亡生活并不好过。
孙海波指出：“我们前期的精心准备现在正好派上用场。就算查出是田园又能怎样？与我们何干？田园早已‘去了韩国’，完全可能是他在外勾结他人回来作案。”
最终三人商定：按兵不动，静观其变。今后每日会面互通消息，等风头过去再干一票大的，弥补此次失败。
2月4日，正月初五，闫文宇妻子郑玲要回娘家。三人趁机将全部武器弹药运至闫家，于夜间撬开楼下暖气管道，将枪支藏入其中，外部重新砌好砖墙掩饰。
2月5日，三人又前往胶合板厂东边，将作案时使用的各类物品尽数销毁。
2月6日，正月初七，田雨提出：“我想出去散散心，二哥死了，心里难受。”孙海波给了他850元钱，田雨随即离开了鹤岗。
2月9日，孙海波与闫文宇将出租屋彻底打扫后退租。闫文宇正式回家，对外宣称经商失败，赔本而归。
这几天里，他们反复推演最坏情况：若真被查到自己头上，该如何应对？孙海波主张：“我就咬定当天一直在家，独自一人。问就是在睡觉。”
闫文宇则需费心编织经商细节，考虑有哪些人证等。但这必然存在巨大漏洞，再周全的准备也难以面面俱到，只能尽量打擦边球，无法衔接的问题一概以“死无对证”搪塞。
孙海波一再强调：“只要我们不松口，警方没有真凭实据，至多是深度怀疑。就算招供，这般大案也必死无疑。所以务必挺住！”
闫文宇点头称是，这个道理他明白：挺住才能活命，故决心很大。
但孙海波始终对闫文宇不太放心，因他并非硬汉，而是个标准的文化人，这类人通常耐不住审讯，几下就会招供。然而担心归担心，眼下尚未到那一步。于是二人各自回家，静观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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