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本该是靠“共同的信念”凝聚，靠“公平的规则”运行，而非靠制造“人与人的鸿沟”来实现统治。
曹铄始终坚信，所有人的行为约束，都该有一个统一的、不可逾越的标准——那就是律法。律法不是某个人的工具，不是某群人的特权，而是从上到下所有人的“基本约定”，是大家共同遵守的“社会契约”：官员犯法罪加一等，不是要凌驾于官员之上，是因为官员知法犯法，加之手中权力破坏性太大；权贵失德与百姓同罚，没有例外，没有特殊。
可朝廷为何没有这样的“契约”？因为那里的约束，从来不是律法，而是权力。官员办事看“后台”，百姓维权看“关系”，连打官司都要先看“谁背后的权力更大”——有权者可以肆意践踏律法，无权者只能在夹缝中苟活。就像朝廷的世家权贵子弟，即便贪赃枉法，也能靠着家族权势逍遥法外；而百姓即便蒙冤受屈，也只能含恨而终。这种“权力凌驾于一切”的景象，想来何其可悲。
“今天的质询会接近尾声了，我们还有最后一个‘温柔’的问题。”刘备缓缓站起身，语气里带着几分轻松——比起前几个关乎民生的尖锐提问，这个问题更偏向制度细节，却同样关乎“权力的边界”。
他目光扫过被质询席，清晰地说道：“华夏这套制度是大丞相牵头设计的，其中司法独立的原则我们都认同。以廉政公署为例，中央的廉政公署署长，是由大丞相提名、经中枢百姓大会批准任命；而各郡的廉政局局长，是由太守提名、经郡级百姓大会批准任命。
这里有个细节我们需要厘清：中央廉政公署的署长，与各郡廉政局的局长，究竟是上下级关系，还是相互独立的关系？如果是上下级，会不会出现‘中央干预地方司法’的情况；如果是独立，又该如何保证廉政监督的统一性？”
这个问题看似细微，却戳中了“司法独立”与“监督统一”的核心矛盾，台下的议员们纷纷竖起耳朵，连观摩席的百姓都屏住了呼吸——他们虽不懂“司法体系”的复杂，却明白“监督不被干预”的重要性。
曹铄闻言，脸上露出一抹了然的微笑，语气从容而坚定：“刘议员这个问题问得很关键，也正是制度设计时重点考虑的地方。首先可以明确一点：中央廉政公署署长与各郡廉政局局长，并非上下级关系，二者各自独立履职，互不隶属。”
他顿了顿，伸出手指，条理清晰地解释起廉政公署的核心职责：“华夏廉政公署的责任主要集中在两点：
第一，规则程序的制定与完善。比如廉政监督的流程、案件调查的标准、官员问责的细则等，这些基础性的规则，由中央廉政公署牵头起草制定，但最终必须提交给中枢百姓大会审议批准，只有经过百姓大会通过，才能在全国推行。各郡廉政局只需按照这套统一的规则开展工作，无需受中央廉政公署的‘指令’干预。
第二，监督复核与跨郡协调。
一方面，各地廉政局既要接受本级百姓大会的监督，确保其不脱离地方实际；同时也要接受中央廉政公署的监督，确保其严格按照全国统一的规则履职，避免出现‘地方保护’或‘标准不一’的情况。如果中央公署发现某郡廉政局的案件调查存在程序瑕疵、证据不足等问题，有权进行复核，并要求其重新调查。
另一方面，若是遇到跨郡的贪腐案件——比如某官员的贪腐行为涉及南阳、下邳两个郡，单个郡的廉政局无力调查，此时中央廉政公署就拥有‘协调权’，可以牵头协调两地廉政局联合办案，确保案件调查不受地域限制，能够一查到底。”
这番解释既明确了“独立”的边界，又兼顾了“监督”的统一，听得台下众人频频点头。
曹操若有所思地说道：“如此一来，既避免了‘中央包揽一切’的集权，又防止了‘地方各自为政’的混乱，倒是兼顾了‘独立’与‘统一’。”
曹铄微微颔首，补充道：“没错。华夏的制度设计，本就不是为了‘谁管谁’，而是为了‘谁都不能脱离监督，谁都不能凌驾于规则之上’而设计的。廉政公署也好，地方廉政局也罢，最终的监督对象是‘权力’，最终的责任是对‘百姓’负责，这才是‘司法独立’的真正意义。”
阳光洒在曹铄与刘备身上，也洒在“政者正也”的匾额上。这场接近尾声的质询，没有激烈的争执，没有尖锐的对抗，却在对制度细节的探讨中，进一步夯实了“律法为绳、权力受监”的根基。
百姓大会堂内，陈宫宣布质询结束的木锤余音未散，台下的掌声还在轻轻回荡，曹铄却抬手虚压了压，笑着说道：“各位稍等，今天的质询虽近尾声，我想借这个机会说几句‘题外话’——说是题外话，其实是我心里藏了许久的期盼，想跟大家掏心窝子聊聊。”
这话一出，会厅里瞬间安静下来，议员们纷纷坐直了腰板，观摩席的百姓也重新聚精会神，连刚放下纸笔的记者们，也再次握紧了笔——谁都清楚，曹铄口中的“题外话”，从来都不是无关紧要的闲谈，而是关乎华夏根基的“心里话”。
曹铄的目光先扫过前排的议员，语气郑重起来：“第一件事，关于百姓大会的‘质询权’。今天这场质询，只是一个开始，我希望百姓大会能把‘质询’当成监督权力的‘重要一环’，真正立起来、落下去，而不是走个过场、摆个样子。
朝廷时期的监察御史就是走走过程，我们廉政公署署长田丰就感同身受，当年他因看不惯朝廷蛇鼠一窝那一套，愤怒辞职…”
曹铄的话引得一片笑声。
曹铄顿了顿，提出了具体的设想：“要建立‘定时质询’与‘临时质询’并行的制度。所谓‘定时质询’，比如每月定期一次对政府官员进行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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