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很快来到了1964年。
那天上午，阳光正好，我和蓉蓉正在办公室里做病历卡整理。外头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紧接着所长推门而入，满脸激动。
“你们两个，跟我来一趟办公室。”他语气里藏不住尾音里的颤。
我和蓉蓉对视一眼，急忙放下手里的文件跟上。
进了所长办公室，他亲自给我们倒了两杯热茶，才终于说出那句几乎让人不敢相信的话：“华西——华西医院，西南最好的医院，来信说要成立司法精神病学教研室，点了你们两位的名，让你们去省城开会。”
我一时语塞，耳边轰然一响。
蓉蓉怔在那里，好半晌才反应过来，结结巴巴地问：“华……华西？真的？”
所长用力点头，脸上的褶子都笑开了：“是真的！我没想到，他们居然知道咱们城关有人在做精神学，还愿意请你们俩去开会。你们是我们镇上第一个被点名请去省城开学术会的宣传员！”
我和蓉蓉听着，只觉得心跳得几乎要冲出胸腔。
等回到办公室，玉琴第一个扑上来：“怎么样？是不是大事？我刚才听见所长那嗓门都抖了！”
我和蓉蓉对视了一眼，开心得都快跳起来：“我俩要去华西开会啦！”
祖德哥和小兵也从走廊里冒出来，嘴里喊着：“哇——我们城关出头啦！”
小兵直接吹起口哨，拍着桌子大声说：“这才是真本事，凭你们自己干出来的！”
掌声、笑声、喊声在小小的办公室里炸开。
三天后，我们坐上了去省城的绿皮火车。
那是一列发车慢、车厢旧、座位窄的老式列车。
车厢里飘着热水瓶的味道、炒花生的香气，还有脚步声、咳嗽声、孩子的哭声……一切都那么嘈杂、真实。
从城关到省城，若放在21世纪，一个小时的高铁足够；可这绿皮火车一路缓缓而行，穿过群山，绕过丘陵，足足晃了两天两夜。
白天我们坐着打盹，晚上就蜷在铺位上睡觉。
火车咣当咣当地晃，我们便顺着那节奏说心事。
蓉蓉抱着一本《精神疾病与司法案例》，在昏黄的车灯下埋头苦读。
她从没来过省会，这一路，这个第一次进城的小姑娘，倔强又不肯露出怯意。
不知道在想什么，我靠在对面的座位，看着她眼下隐约的青色，忽然低声问：“蓉蓉，如果有一天我突然离开了，你会怎么办？”
她头也不抬，轻笑了一声：“你能去哪儿？城关又没海。”
我却咬了咬牙，认真追问：“如果我只是你人生中的一小段，之后便不再出现，你会难过吗？”
她终于停下笔，抬头看我，眼神中有些疑惑。可最终，她点了点头。
“会难过，”她轻轻说，“但我不会怪你。你那么优秀，会有更好的去处的。”
我握紧被褥角，轻轻笑了：“那就好。”
“你怎么突然说这些？”她问。
我没法回答，便绕开话题：“如果有一天你看见一个小姑娘，圆圆的脸，笑起来眯着眼，别人都喊她‘小水’……那就是我。”
蓉蓉似懂非懂地皱眉：“小水？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我眨了眨眼：“可能五行缺水吧。”
她的眼神中全是迷茫，嘴上却笑了：“那等我见到这个‘小水’，我就知道那是你。”
她不知道的是——
1998年，我出生那年，爸爸拉着她去找人算命。
算命的说：这孩子命格硬，但五行缺水。
她本不信这些，可那天回来，在公交车上一直沉默。风吹得窗玻璃咯咯响，阳光正晃得人睁不开眼，她一句话没说。
爸爸后来和我说，回到家，她没有进屋，而是去了阳台。
坐了很久很久，手里握着那张八字纸，唇边一直低声重复着那几个字：“五行……缺水？”
第二天，她拿着户口登记单，亲手把我的小名写上去：小水。
这个名字，一叫就是二十多年。
从小到大，爸妈、外婆、老师、邻居，所有人都叫我小水。
在绿皮火车上晃了两天两夜，终于在清晨到达了省城。
刚下车，她还在打哈欠，我却突然整个人清醒了——
那是我熟悉的地方。
站前广场的旧楼，尘土飞扬的马路，熙攘叫卖的人声。
即使眼前的一切比我记忆中破旧了太多，我还是一眼认出了方向。
我拉着她往左拐，穿过一条斜斜的胡同，经过一个卖早点的推车摊时，她惊讶地问：“你怎么知道我们要往这边走？”
我笑笑，没说出真相：“直觉吧。”
可我心里清楚——这是回家的路。
从这里往前走，是泡桐树小学。那年头它刚建不久，还是省委子弟学校，门口的木牌子上刷着大大的红漆字“为人民服务”，几个小孩穿着补丁裤子在泥地上跳皮筋。
再往前是石室联合中学，那个时候它还没有建校。
最前方，是千年老校石室中学。
六十年后，我在这些地方读书、路过、告别；
六十年前，我却站在它们的旧貌中，如梦初醒。
蓉蓉跟在我身后，忽然拉住我，皱着眉：“你是不是从火车站下来后情绪就有点不对？”
我勉强笑了笑：“没事，只是累了。”
可我知道，不是累。
是想家了。
我是从小在这里长大的，熟悉这里的每一条街、每一家商铺、每一段季节气息。
可如今这座城市，却旧得让我几乎认不出来。
那天中午，我带蓉蓉走进一条老巷子，按我记忆中的路线找那家蛋烘糕摊。
可走到那个路口时，我却愣住了——
那家蛋烘糕摊影子都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堵写着“此处征收建设文化馆”的砖墙。
转头再去找小时候爱吃的担担面店，也早不在了，只剩一堆杂草。
我怔怔站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
六十年。
不是一段回忆，几乎是一整个世界的裂缝。
下午，我们去华西报到，之后顺路去了附近的菜市场。
蓉蓉拎着一篮青菜蹲在一摊前挑豆角，我站在旁边，抬头望向街对面。
那是2025年我常去的一家电影院。
我高中那会儿在那儿兼职过售票，也在那里和朋友们看过无数场电影。
可此刻，那地方还只是一家再普通不过的肉铺，挂着猪头、鸡肠，浸着血水的地板上粘了灰。
我再也忍不住，转过身，背着蓉蓉，蹲在地上，哭得一塌糊涂。
蓉蓉吓了一跳，赶紧放下菜篮子冲过来：“小棠，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吗？”
我摇着头，只是止不住地哭。
我不是害怕自己找不到华西，也不是难过蛋烘糕摊没了，我是突然意识到——真的从2025年，落进了1964年。
我怕我回不去了。
怕再也见不到爸爸妈妈，怕再也听不到外婆外公叫我“小水”。
蓉蓉抱住我，手掌轻轻在我背上拍：“别怕，我在这儿。”
我抱着她，像个卸下盔甲的孩子，哭得更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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