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我们照例去到了会议地点。和昨天那种排排坐听领导讲话不同，今天是分组讨论。
精神科在全国都属于敏感科室，各地情况不一样，所以这样的分组形式也显得格外有针对性。会议室门口贴着纸——用蓝墨水钢笔写着各组的名单。
我和蓉蓉、齐东强、黄慧君分在第三组，其余人被分散到了其他组。
分组会议不像正式大会那么严肃，大家围着一张大长桌，木桌有些旧，边缘都磨得发亮，像经历了许多年手掌擦拭一样。
桌子上放着一叠叠文件，内容是各地精神科的实情。有些地方压根没有科室，有些地方有名字却没床位，有名字有病房却没有合规的药物。有经验的代表一边翻资料，一边摇头。
本地的一位医生开口说，他们院区之前做过试点，用劳作治疗配合法制教育，确实让不少长期住院者有好转趋势，但因为缺乏制度支撑，前几年中断了。
另一位说中医介入很好，针灸平复病人躁动比药物还快，成本也低。
我们一边做记录，一边听。
蓉蓉时不时低声和我交换看法，我自然靠得过去，齐东强则习惯用他略带书卷气的语气分析。
讨论到后半段，激烈起来了——
有人坚持重建精神科必须优先建设病房，有人认为先建药物供应体系才是关键，还有人提议搭建宣传普及体系减少歧视，这话一说，桌子另一侧立刻有人反驳：“群众思想一时半会儿改不了，先保命。”这种说法也没错。
主持人试图协调，让大家把观点写入总结稿里，说领导会统一上报。
我们点点头，继续写写划划，笔尖在纸上刷刷作响。
三个小时的讨论结束之后，大家集体散出会议室，那种像从闷罐里出来的轻松感，伴着外头温凉的空气扑面而来。
我们在走廊里和别人交换纸条、要地址——这就是现代所谓的social现场吧——
有些人今后能用上，有些人可能再也不会见。
时代就是这样，机缘也这样。
散会后，我和蓉蓉几人慢慢往华西医院大门口走。
走廊里的人很多，脚步声回荡，叫名字、打招呼、发通知的嗓音此起彼伏。
我们走下长长的台阶，正准备和其他医院的同志告别，我突然听见前头有人喊：“小棠！蓉蓉！”
我抬头一看，是周晴。
她穿了一件深蓝粗呢外套，头发比以前长了些，更显女人味。旁边牵着一个孩子，一只手还拿着布袋。
这是周斌？
都这么大了？
是啊，周斌今年都五岁了，高高瘦瘦，眼睛特别亮。
“哎哟，这小姑娘都长这么高啦！”我们笑着迎上去，蓉蓉揉了揉周斌的头。
孩子脾气温顺，懂得礼貌，立刻规规矩矩地叫人：“阿姨好，叔叔好。”我们都被萌得直乐。
我细细打量她的眉眼——果然有当班主任那股认真劲儿，像是提前长了颗负责的大脑。
齐东强和黄慧君也认出了周晴，立刻上前和她打招呼，一副久别重逢的语气。
周晴笑着，指了指身边站着的男人，介绍说那是她对象。
我这才看清她旁边站了一人，那男人三十来岁的样子，戴眼镜，长得斯斯文文，穿着灰色中山装，袖子特别挺。那人看上去不太爱说话，看着我们点头微笑。
“姓马，叫马思维，在大学教政治课。”
我和蓉蓉交换了一下眼神——光听名字就稳重。
马思维主动和我们握手，握得不轻不重，有股知识分子学院派的感觉。
“听晴子说了你们的事，做精神科工作很不容易，你们辛苦。”
这话说得不讨嫌，我们立刻对他多了几分好印象。
周晴说附近有家国营饭店，味道不错，让我们一起去吃个晚饭。我们欣然答应，毕竟大家多年未聚。
这天的晚霞特别鲜亮，映得屋檐边缘红得像刚打磨的铜片。我们沿着医院外那条石板路步行，马思维很自然牵着周斌的手，哄着孩子走慢点，偶尔低头说两句我听不清的温柔话，我心里忍不住感叹——挺般配。
就是现代没见过，也不知道我班主任的继父到底如何？
进到饭店，里面摆着木椅木桌，桌布是浅黄色格子的，有些旧但是干净。
墙上贴着红纸写的菜名，排骨、粉蒸肉、灯影牛肉、小炒黄牛肝……开胃。
我和蓉蓉点菜，周晴抢着说她来请客。
菜上桌，热气氤氲，加上四川特有的花椒香气，立刻让胃口大开。
我吃了口回锅肉就忍不住感叹，油亮亮的肥瘦正好，锅气足——是我从小到大记忆中的味道。
周斌吃饭特别乖，不挑食，小口小口嚼，偶尔抬头看我们大人说话的样子，很认真。
我越看越像我未来记忆里的那个班主任，那种沉稳的小模样。
吃到一半，周晴问我们来成都干嘛。
蓉蓉放下筷子，说精神科可能恢复了，我们来代表学习，有希望再次建设。
“真的恢复？那太好了。”她举杯：“那恭喜你们，干一杯。”
酒杯相碰，清脆的声音在空气里敲了一下，像敲开了一个新的大门。
马思维顺势开口：“精神疾病不能被单纯贴标签，要引导社会正确认知。思想宣传也要跟上。”
我们吃得很高兴，餐桌上不止食物，也有久别重逢那种细水长流的温柔——
有人聊起当年医院一起夜班的辛苦，有人说起后来各自婚姻、孩子、调动的变迁。
那天饭店里很吵，但是吵得是生活的声音。
吃完饭后，周晴领我们去她的新家。
走在夜路上，路灯昏黄，光圈像柔软的杏色周晴的新家是单位分的，有两居室，墙壁刷着白漆，窗边挂着淡绿的窗帘。屋里虽然简单，但是打扫得井井有条。小柜子上还摆着两本马思维的教材，封面有点旧，被翻得起毛。他说学生不懂的重点要一遍遍讲，他自己课后也要反复改讲稿。
我突然有点佩服——我当然了解这些，因为我爸爸也曾是一名高校的政治老师。
我们在客厅打坐聊天，周斌坐在小椅子上画画，还不忘时不时抬头观察我们。
孩子书桌上是蜡笔、练习册和一张画得歪歪扭扭的小房子图，旁边写着“妈妈上班加油”，虽然歪但是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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