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资料的积累达到一定厚度后，一种想要亲自验证的冲动在八人心中滋生。贺峻霖整理的案例和严浩翔接触到的模糊理论，都指向一个结论：他们不能只做信息的被动接收者，必须设计属于他们自己的“实验”。
地点选在了郊区一栋属于严浩翔家族名下的、闲置的度假别墅。这里环境清幽，电磁干扰少，空间开阔且绝对私密，是进行此类敏感测试的理想场所。
一个周末的清晨，八人驱车抵达。没有度假的悠闲，气氛更像是一个科研小组奔赴野外实验场。贺峻霖带来了几台经过特殊调试、用于监测基础生理指标（如心率、皮电反应）的设备，虽然他知道这些可能测不出什么，但严谨的态度本身就很必要。
“第一次实验，目标有三个。”贺峻霖站在客厅中央，面前的白板上写着计划，“一，距离极限测试。二，信息传递强度与复杂度。三，可控性与屏蔽尝试。”
全员的神情都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专注。他们不再是被动体验共感的懵懂者，而是主动设置参数、观察现象的“研究者”。
实验开始。
距离测试： 他们以别墅为中心，让时知意留在原地作为“信号源”，其他七人驾车向不同方向驶去，并记录下共感开始减弱、延迟或中断的大致距离。
结果令人惊讶。在城市环境中，有效范围大约在几公里内就会开始明显衰减。但在这个开阔的郊区，直到车辆驶出近十公里，连接虽然变得极其微弱，如同遥远的无线电波，却依然没有完全中断。这种超越物理距离的韧性，让负责记录的贺峻霖眉头紧锁，在笔记本上飞快地写下“非经典物理现象可能？”的备注。
信息传递测试： 他们回到别墅，进行更精细的操作。由一人（比如马嘉祺）在完全隔离的房间内，集中精神“发送”一段复杂的信息——可能是一段无声的旋律，一个几何图形的想象，或者一种混合的情绪（三分担忧夹杂七分期待）。其他人则在另一个房间，闭目凝神“接收”，并描述或画出感知到的东西。
宋亚轩在接收马嘉祺发送的一段巴赫无伴奏大提琴组曲的旋律时，几乎能哼出八成相似的调子，只是细节有些模糊。刘耀文试图传递一个立方体旋转的图像时，丁程鑫准确地画出了一个立方体，但旋转的动态感消失了。而当时知意刻意模拟出一种“甜蜜的忧伤”时，所有人都感受到了那种矛盾的拉扯感，但每个人体会到的“甜”与“忧伤”的比例略有不同。
这结果既令人惊叹——它确实能传递复杂抽象信息；也带来了困惑——信息在传递过程中存在明显的“失真”和“个人解读”。
最挑战的部分，是可控性与屏蔽测试。
他们尝试学习主动“放大”或“缩小”连接的通道。当七个人同时将注意力聚焦于时知意，试图强化连接时，时知意瞬间感到一种几乎要被信息洪流淹没的眩晕感，仿佛大脑被强行塞入了过多的数据。而当他们尝试按照某些冥想技巧，构筑精神屏障，试图暂时“屏蔽”连接时，过程却异常艰难。那种感觉，就像试图屏住呼吸，本能却在不断反抗。刘耀文第一个宣告失败，烦躁地表示“根本做不到不想！” 只有马嘉祺和时知意，凭借更强的意志力，能勉强将连接的“音量”调低一些，但无法完全关闭。
“它更像一个……背景进程。”贺峻霖记录着，试图用计算机术语来描述，“无法结束进程，但或许可以通过分配注意力资源来调节其占用率。”
整个实验过程，没有玩笑，没有打闹，只有认真的尝试、细致的观察和激烈的讨论。
正是在这种理性的、共同面对未知的探索中，他们的情感联结以另一种更深刻的方式被加强。 他们不再仅仅是共享情绪的伴侣，更是共享一个巨大秘密、并携手探索其边界的“同事”。他们为每一个微小的发现而共同振奋，也为每一个无法解释的困惑而一同陷入沉思。
“看来，我们离完全理解它还差得远。”马嘉祺总结道，看着白板上密密麻麻的记录和问号，语气却没有丝毫气馁，反而带着一种接受挑战的平静。
“但至少，我们开始了。”时知意轻声说，目光扫过她的伙伴们。她看到严浩翔正在与贺峻霖低声讨论着数据，丁程鑫拍着刘耀文的肩膀安慰他屏蔽失败没关系，宋亚轩和张真源则在尝试复盘刚才图像传递的细节。
正是因为共同经历了第七卷那样生死与共的考验，他们此刻才能如此毫无保留地信任彼此，愿意将自己最神秘、最脆弱的一面暴露在“实验”之下，共同面对任何可能的结果，甚至是令人不安的真相。
第一次“实验”结束了。它没有提供明确的答案，却提出了更多的问题。
但对他们而言，这已是巨大的进步。他们终于从奇迹的被动接受者，迈出了成为主动探索者的第一步。
返程的车上，夕阳西下。没有人说话，但一种紧密的、基于理性与共同目标的新型纽带，在无声中悄然生长，与他们那神秘的感性连接交织在一起，变得更加牢不可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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