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一统的宏大气运如春风化雨，滋养着新生的大晋王朝，也推动着韩非的修为与魂体臻至此界真正的圆满。然而，就在星穹法典即将启动最终穿梭程序之际，韩非却主动以莫大意志，暂缓了这一进程。
他于泰山之巅冥思三日，心有所感。天下一统，虽是大势已成，然若无一套系统、完备、通行全国的法典作为基石，这统一恐怕仍是浮沙筑塔，难经风雨。他韩非于此界推行法治理念数十年，虽在魏国境内卓有成效，但终究未能形成一部垂范后世的国家大法。如今四海归一，正是革除各方旧律弊政、确立新朝法治纲纪的绝佳时机！
这，将是他留给此界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遗产——一部足以影响千年的法典！
恰在此时，晋王司马炎（尚未正式称帝）的使者携重礼抵达泰山，恭请“韩太傅”出山，以国老之尊，主持制定新朝律法。司马炎虽靠军事政变上位，却深知欲坐稳江山，非有完善制度不可，而遍观朝野，论及法理精深、经验丰富，无出韩曦其右者。
韩非（曦）并未推辞，这正与他的打算不谋而合。他随使者返回洛阳，受封为太傅、录尚书事，总领律法修订事宜。
他深知律法乃国之重器，不可不慎。并未急于动笔，而是首先奏请司马炎，下令收集整理秦汉以来直至三国时期的各类律、令、科、比，并考察各地风俗习惯、旧有判例，务求博采众长，洞悉弊病。
同时，他组建了一个庞大的修律班子，不仅包括如刘劭、庾峻等当世精通律学的名士，也大胆启用了一批在魏国法治实践中表现出色的年轻法吏，甚至邀请了少数熟悉吴蜀旧律的降臣参与讨论，力求兼收并蓄，切合实际。
修律过程，旷日持久，争议不断。面对儒家士大夫强调“德主刑辅”、“亲亲相隐”的呼声，以及各方势力试图在律法中保留特权的企图，韩非展现了其作为法家集大成者的坚定与智慧。
他坚持《韩非新书》中的核心原则，力主“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在朝堂之上，他与反对者激烈辩论：
“治乱世用重典，平天下亦需严法！若因贵贱亲疏而废法，则法不为法，国将不国！新朝初立，正当明确规矩，使天下知所行止！《法经》有云：‘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三者兼备，方为治国之具！”
他不仅坚持原则，更注重实际。将律条分为《刑名》、《法例》、《盗律》、《贼律》、《捕律》、《杂律》等数十篇，系统分明。在具体条款上，他吸收了汉律的成熟经验，简化了繁琐之处，废除了许多不合时宜的酷刑，但也明确了盗窃、杀人、贪腐等重罪的惩罚标准，尤其加重了对官吏渎职、豪强欺压百姓的惩处力度。
更重要的是，他首次在法律文本中明确强调了“律法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虽难以完全实现，但写入总则意义重大），并规定了严格的司法程序，限制官员滥权。同时，也将屯田、均输、考课等行之有效的经济、行政制度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历时三载，呕心沥血，一部体系完备、逻辑严密、兼具前瞻性与操作性的《魏律》（又称《泰始律》，因颁行于泰始年间）终于编纂完成。全书共二十篇，六百二十条，数万言。
颁行之日，司马炎亲临明堂，大会群臣。韩非亲自宣读律法纲要，声音虽不高，却字字千钧，回荡在殿堂之中，如同为这个新生的统一王朝立下了铁的规矩。
《魏律》的颁布，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百姓欢呼有了清晰的行为准则和对抗豪强的依据；正直的官吏认为有了施政的准绳；而许多旧贵族和贪官污吏则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约束与恐惧。
随着《魏律》推行至全国，韩非能清晰地感受到，一股更加深沉、更加稳固的秩序之力弥漫于天地之间，与此前天下一统的气运完美融合，使得新朝的气运根基变得无比坚实！这已不仅仅是武力的统一，更是制度与精神的整合！
【气运：圆满稳固（法典立基，秩序大成）】
【法基：彻底铸就（理念化为国家法典，垂范后世）】
魂海中，星穹法典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璀璨光芒，似乎对这份最终的“法基”成果极为满意。传国玉玺碎片也平静下来，仿佛找到了最终的归宿。
韩非知道，他于此界的所有使命，已彻底、圆满地完成。
他再次向司马炎上书，以“法典已成，心力交瘁，愿归泰山，了此残生”为由，坚决辞去所有官职。
司马炎虽万般不舍，但见韩曦去意已决，且律法已成，只好应允，赐予无数荣典，并下诏褒扬韩曦之功，称其“定鼎法制，功在千秋”。
韩非飘然离去，重返泰山。这一次，他心无挂碍，只待那最后的时刻来临。
制定《魏律》，是他为此界点燃的最后一盏法治明灯。
光芒已留下，他该去往下一个需要光明的世界了。
泰山之巅，云卷云舒，仿佛在静候一位传奇的落幕与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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