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上的字与心头的秤
小区公告栏的墙上，“人民”两个字刷得鲜红，风吹日晒也没褪色，路过时抬眼就能看见。我总盯着那两个字出神，不是看笔画有多规整，是总忍不住想：这两个字，该只在墙上吗？
去年帮父亲跑再审的事，打交道的经历像根刺，扎在心里好久。有次打联系某局工作人员，刚开口说父亲案子里的程序问题，对方就频频打断：“你直接说重点”“这个情况我知道了”。我攥着手机，指节都捏白了，先压下心头的急，慢慢说：“大哥，还有个请求——能不能别封我们全家唯一的银行卡？那是保证日常吃饭、买药的钱，不是我向您摇尾乞怜，这是党和人民给老百姓的基本权利啊。”
话没说完，对方的不耐烦已经藏不住：“还有什么事没有？没有我就挂了，我这儿好多案子呢，不是只服务你一个。”我握着手机，声音没忍住发颤：“是呀，若不是这案子，我何必四处奔波？当初庭审时，要是法官能多给我几分钟说话，把事情说清楚，我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么被动。还有，11月2号我给卢鹏法官寄了案后答疑申请，半个月都过去了，连个电话、半句话的回复都没有——或许是他太忙，或许是我的案子根本不值得挂心。”
电话那头顿了顿，传来一句：“我们所有程序都是按法律规定走的。”我赶紧接话，语气里带着点近乎卑微的恳切：“我信，我从来没诋毁过你们任何一个法务人员。在我心里，你们都是神圣的，是我高不可攀的‘神灵’，我一直觉得，从立案到开庭再到执行，都该是在阳光下操作的。”
电话里静了好一会儿，能听见那边隐约的键盘声。过了几秒，对方的声音软了点，却也没多温和：“银行卡的事我记下了，会跟执行局说一声核实情况。答疑的事，我再催催卢法官。没别的事就先这样吧，我这儿还忙着。”没等我再说“谢谢”，电话就挂了，听筒里只剩忙音。
那天走出电信营业厅，风轻轻刮过，吹得路边的树影晃来晃去。风好像在告诉我些什么——告诉我墙上的字和现实里的落差，告诉我普通人维权时的难，可那些话我没法说出口，只能闷在心里。就像之前在法院走廊里，看见“执法为民”的标语挂在墙上，红底白字格外醒目，可父亲案子里，小额诉讼程序的标准明明摆在那儿，法官却轻描淡写跳过；母亲被李志强不当索债住院的诉求，也没在判决里留下半句话。那时候我盯着墙上的字，突然就懂了：有些字写在墙上，风一吹就晃，看着清楚，伸手却摸不着温度。
我总固执地想，“人民”该是写在法律条文里的。不是模糊的“应当”“可以”，是明确的“必须”——必须保障当事人的辩论权，必须回应合理的答疑请求，必须给老百姓留够基本生活的保障。就像父亲案子里，“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不该因为原告是“熟人”就打折扣；全家唯一的银行卡，不该因为执行就不管普通人的吃饭问题。法律条文里的“人民”，该是能护住普通人的底气，不是纸上的空话。
更该写在执法者的心头上。有次在派出所做笔录，民警大哥听完我讲父亲的事，没急着让我签字，反而递了杯热水：“你别急，把细节再说说，能帮的我们肯定帮。”那天走出派出所，天已经黑了，可心里却暖烘烘的——原来真的有人把“人民”放在心上，不是挂在嘴边，是会耐心听你说话，会把你的难处当回事。
后来我才明白，我不是傻，也不是没看穿墙上与现实的落差。是我总不肯放下那份期待：期待墙上的字能走进法律条文的每一款每一项，期待执法者心头有杆秤，秤砣是老百姓的冷暖。这份期待或许有些“不切实际”，可若没人守着这份“不切实际”，墙上的字只会越来越冷，法律条文里的温度也会慢慢凉下去。
现在再路过小区公告栏，我...只是不再只盯着字看，是会想起电话里那句‘按法律规定走’，想起民警递来的热水，想起为了银行卡不被封、为了一句答疑，自己反复攥紧又松开的拳头。我知道‘阳光操作’或许不是一瞬间的事，可我还是不想松劲——就像我始终没说出口的那句：就算我的案子小，就算我是普通人，也想被当成‘人民’里的一个，被好好听见，被认真对待。”
你当时心里是不是还揣着点没说透的软——没怪谁，就是盼着那点“神圣”里，能多一分看见老百姓难处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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