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公安厅反诈中心的指挥大厅宛如一个充满未来感的作战室，与靠山屯泥泞的田野和县公安局略显陈旧的实验室形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这里充斥着科技与数据的冰冷感，空气中弥漫着设备散热和精密过滤系统的特殊气味。巨大的环形屏幕上，无数条光缆传输的数据被可视化呈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六张低保卡资金流向的动态图谱。红色的线条如同毒蛇的轨迹，从邻县那三个熟悉的Atm机节点蜿蜒而出，却没有直接流向某个明确的终点，而是诡异地分散开来，流入数十个难以追溯的匿名账户，经过几番令人眼花缭乱的跳跃后，最终才如同溪流汇入大河，指向一个位于河北省某偏远县城的银行账户。
赵磊和一名省厅的反诈专家并肩坐在操作台前，面前并排摆放着三台显示器，分别显示着资金流向图、交易明细数据和账户信息。他们的手指在多个键盘上飞快地敲击，调取着一层又一层的交易记录。屏幕上的数据流滚动速度快得让人目不暇接。马国栋站在他们身后，双臂抱胸，神情比大厅里过冷的空调冷风还要凝重几分。李雪也站在一旁，专注地看着屏幕上的数据流动，试图从这些数字的轨迹中找到与物证相关的蛛丝马迹。
马队，您看这里的资金路径。反诈专家用激光笔指向屏幕上几个关键的节点，红色的光点在复杂的网络图上精确移动，凶手极其狡猾，他建立了一个相当隐蔽的资金转移通道。我们追踪发现，他每次从Atm机取出现金后，并不会持有大量现金，而是在极短的时间内，通常不超过一小时，就通过多个第三方支付平台，将资金进行小额分散处理。
激光笔的红点在一个个虚拟账户间跳跃，主要手段有两个：一是给一些无需实名认证的预付费手机号码进行话费充值，这些号码大多来自虚拟运营商；二是购买特定几款境外运营、监管宽松的小众网络游戏的点卡。更狡猾的是，他还会通过一些跨境电商平台购买小额虚拟商品。专家切换屏幕，显示出详细的交易记录，每笔金额严格控制在100到200元之间，完全避开银行和支付平台的风控阈值。
赵磊接过话头，将最终那个河北账户的信息放大到主屏幕上：所有这些分散的资金，在经过三到五层的跳转后，最终都会归集到这张在河北省沧州市下辖某个乡镇支行开户的银行卡上。他调出开户资料，上面显示的开户时间正好是系列案件开始前的2010年11月。我们联合河北警方核实过了，开户所用的身份证信息是伪造的，号码在系统中不存在。开户网点地处偏远，当地银行监控录像按规定只保留三个月，早已覆盖。我们无法从开户环节获得任何关于持卡人的有效信息。
马国栋的指尖无意识地敲击着操作台的边缘，发出沉闷的声响。他在刻意切断资金链条。他的声音低沉，带着洞悉对手伎俩后的冷峻，这个人对金融系统和我们的侦查手段非常了解。他知道大额、连续的转账会引起我们的注意，所以用这种化整为零、多点开花的方式，把钱一遍。目的很明确，就是让我们看得见钱在流动，却摸不到流动的人
反诈专家补充了一个重要细节：而且，这张汇总的银行卡，交易记录非常干净，只有定期从不同城市、不同Atm机上的取款记录。我们分析了近三年的取款记录，取款地点分散在河北、内蒙古的七个不同县市，时间、地点都毫无规律可循，进一步增加了追踪难度。这个人每次取款都会选择不同的城市，而且取款时间也刻意错开，显然是经过精心策划的。
李雪突然开口：马队，我注意到一个细节。这些取款记录的时间，与我们在尸体胃容物分析中确定的死亡时间相当接近。凶手似乎是在确认受害人死亡后，立即开始实施资金转移的。这说明他的作案流程已经相当成熟固定。
资金流向的高科技追踪遇阻，侦查方向不得不再次回到源头——信息是如何泄露的。靠山屯村委会办公室内，气氛与省厅的科技感截然不同，这里弥漫着旧纸张和时光沉淀的味道。墙上贴着一张泛黄的低保发放流程图，墨迹已有些模糊。墙角堆着一摞用麻绳捆着的旧档案袋，蒙着厚厚的灰尘。窗外，午后的阳光斜照进来，在布满划痕的水泥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张劲松坐在那张熟悉的长条木桌前，面前摊开着2010年至2012年的低保发放记录册。纸质粗糙，边缘因频繁翻动而磨损起毛，上面用蓝色或黑色的钢笔水记录着一个个名字、金额和简单的备注。有些页面上还沾着已经变色的茶渍，记录着时光的痕迹。村支书刘支书和两名在村里干了大半辈子的老村干部坐在他对面，双手紧张地交握着，面前的搪瓷杯里的茶水早已凉透，无人有心去喝。
张劲松的手指在记录册上缓缓划过，最终停在2010年12月那一页。他抬起头，目光锐利地看向刘支书：刘支书，我查阅旧档案和走访一些老村民时，听到一种说法。大概在2010年冬天，是不是有村民反映，还没到低保发放的日子，就有人似乎提前知道了自己能领到多少钱，甚至具体数额都传出来了？有这回事吗？
刘支书的眼神瞬间有些躲闪，他舔了舔有些干裂的嘴唇，支吾了片刻，才叹了口气：唉……张所长，这事儿……这事儿过去好久了，本来想着人都走了，就算了。他不安地搓着手，那时候，确实是前会计张建国负责咱们村低保户的信息录入、名单统计和初步上报工作。他是村里少有的高中生，脑子活络，刚开始干得确实不错。
旁边一位头发花白的老村干部忍不住插话，语气带着惋惜和一丝愤懑：建国那个人，能力是有的，就是……就是沾上了赌瘾。先是小打小闹，后来就越玩越大，欠了一屁股债。那段时间，总有些面相陌生的人来村里转悠，说是找他，其实我们都知道，那是来要债的。有时候深更半夜还能听见他们家在吵架。
另一位村干部补充道：为此，我们还找他谈过几次话，但他总是说能处理好。现在想来，那时候就应该更重视这个问题的。
张劲松的心猛地一沉，一个关键的疑点浮出水面。他身体微微前倾，紧盯着刘支书：你的意思是，张建国他……他手里掌握着所有低保户，特别是那些独居老人的详细资料？包括他们的姓名、具体住址、对应的低保卡号，甚至……密码？
刘支书沉重地点了点头，证实了这个最坏的猜测：那时候刚推行低保金直接打卡，很多老人不识字，也不会用取款机。大部分老人的密码都设得很简单，很多就是，建国他经手办理，都知道。有些老人年纪大，腿脚不方便，赶上雨雪天或者身体不适的时候，还会让建国帮忙代领过…… 他越说声音越小，显然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张劲松强压住内心的震惊，继续追问：那张建国是什么时候离开村子的？离开前有什么异常吗？
2012年年底突然说要辞职，说是去外地打工。刘支书回忆道，走得很匆忙，交接工作都没做好。现在想来，可能是怕事情败露，也可能是被那个收皮子的威胁得太厉害，待不下去了。
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已经离开靠山屯的前村会计张建国。马国栋立即部署警力，通过张建国留下的身份证信息，在其户籍地警方的配合下，最终在邻省一个地级市的城郊结合部，找到了张建国打工的落脚点。
那是一个典型的城中村出租屋，位于城市边缘待拆迁的区域。狭窄的巷道两侧是密密麻麻的自建楼房，墙上满是斑驳的广告和涂鸦。张建国租住的房间在四楼，没有电梯，楼道里堆满杂物，光线昏暗。张劲松和赵磊推开虚掩的房门时，一股混合着泡面、劣质烟草和霉味的复杂气息扑面而来。
房间不足十平米，墙角堆着几个编织袋，床上的被子没有叠，露出发黄的棉絮。一张破旧的木桌上散落着几个吃剩的泡面桶和满是烟蒂的烟灰缸，旁边还放着一瓶喝了一半的二锅头。窗户玻璃上积着厚厚的灰尘，只能透进微弱的光线。
张建国缩在床沿，比起几年前在村里当会计时的样子，显得苍老而落魄了许多。原本还算整齐的头发现在油腻而凌乱，眼袋深重，身上的工作服沾着油污。他看到穿着警服的张劲松和赵磊，眼神里充满了惶恐，双手不自觉地抓着自己油腻的头发，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发白。
张劲松环顾了一下这个简陋的住处，从墙角拉过唯一一把还能坐人的木椅子，在张建国对面坐下。赵磊则站在门边，警惕地观察着整个房间。张劲松没有绕圈子，直接将带来的部分低保发放记录复印件放在桌上，单刀直入：张建国，我们为什么来找你，你心里应该清楚。说说吧，你为什么要把村里那些独居老人的低保信息泄露出去？是不是你和那个凶手勾结作案？
没有！我没有勾结！我真的没有啊！张建国像是被针扎了一样猛地抬起头，声音因恐惧而发颤，额头上瞬间冒出了细密的冷汗，我是被逼的！我是被人威胁的！他的声音带着哭腔，整个人都在微微发抖。
他喘着粗气，回忆如同噩梦：大概是2010年冬天，快过年的时候。一个……一个收黄牛皮的商贩找到我。他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我欠了赌债，还……还挪用了村里一笔小钱暂时垫付了利息……他羞愧地低下头，声音越来越小，他威胁我，要是我不定期把村里那些独居、好下手的老人的姓名、住址、低保金大概什么时候到账，还有……还有他们的银行卡密码告诉他，他就去纪委举报我挪用公款的事……
赵磊立刻追问：那个商贩长什么样？叫什么名字？哪里人？有什么特征？
张建国无力地摇着头：他每次见我都捂得严严实实，戴口罩，戴帽子，根本看不清脸。说话带着外地口音，具体哪里的听不出来。就骑着一辆旧三轮车，车斗里总是放着几个麻袋。他努力回忆着，我们每次都在村外那片废弃的玉米地边上接头，他拿信息，然后……然后每次给我五百块钱好处费
张劲松敏锐地抓住一个细节：你说每次？你们见过多少次面？
大概...大概五六次吧。张建国不敢看张劲松的眼睛，每次都是在低保发放日前几天，他会突然出现，我按照他的要求把信息写在纸条上给他。
这五百块钱，对于当时债台高筑的他来说，既是诱惑，也是封口费，更是将他拖入深渊的枷锁。张建国双手捂着脸，声音哽咽：我知道我错了...但我真的没办法啊...那些要债的天天堵在门口，我...
为了彻底厘清张建国在案件中的角色，他被带回了县公安局审讯室。明亮的灯光照在他苍白、悔恨交加的脸上，深刻皱纹里嵌着长期焦虑的痕迹。马国栋和张劲松坐在他对面，桌上放着刚刚调取到的张建国的个人行踪记录和一份几年前他在县医院的体检报告。单向玻璃后面，赵磊和李雪静静地观察着审讯过程。
马国栋拿起那份体检报告，翻到关键的一页，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张建国，根据县医院的记录，你在2011年10月，因为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住院进行了手术，术后医嘱要求绝对卧床休息至少三个月。是不是这样？
张建国愣了一下，连忙点头：是，是。那时候疼得下不了床，在医院住了快一个月，回家又躺了俩多月。那段时间连上厕所都要人扶，差点就瘫痪了。
马国栋的目光如炬：但第二名受害者李桂兰，是在2011年11月遇害的。那个时间点，你连独立下床走路都困难，怎么可能有能力实施那样需要体力、并且需要搬运藏匿尸体的犯罪行为？
这时，赵磊拿着一份刚收到的证明材料走了进来：马队，我们核实了张建国2012年底辞职后的行踪。他先后在隔壁市的两个工厂打工，有清晰的入职记录、考勤打卡和租房合同为证。尤其是在陈满仓遇害的时间段内，他正在其中一个工厂的车间里上夜班，有多名工友可以证明，他的不在场证明是确凿的。
李雪也从法医角度提供了专业意见：根据我们对受害者伤口的分析，凶手需要相当大的臂力才能造成那种程度的颅骨损伤。以张建国当时的身体状况，根本不可能完成这样的攻击。
所有的证据都指向同一个结论。马国栋合上面前的文件夹，做出了最终的判断：信息泄露的源头，确实找到了。张建国利用职务便利，在凶手的威胁下，提供了关键的目标信息。但他本人，并非凶手的同伙，更不是直接作案人。他只是一个被利用、被胁迫的棋子。真正的凶手，仍然是单独作案，他的核心目标，自始至终都是那些独居老人微薄但稳定的低保金。
张建国听到这个结论，终于控制不住情绪，伏在审讯桌上失声痛哭：我对不起村里的老人...我对不起他们对我的信任...
真相就此厘清。凶手不仅有着极强的反侦查能力，更善于利用人性的弱点，精准地找到张建国这个管理环节上的，并加以胁迫利用，为其残忍的罪行铺平道路。案件的恶劣程度，因此又添上了一笔。这个隐藏在收皮商贩伪装下的凶手，其心思之缜密、手段之老练，让在场的每一位办案人员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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