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东赵穆王在朝鲜半岛重振汉家声威之时，中原大地却正经历着更深重的苦难。
除了连年的兵火战乱之外，更为可怕的是:各种瘟疫的肆虐。
“建安大疫”之名，在这个平行时空同样令人闻之色变。伤寒、疟疾、霍乱、“蛊”（吸血虫病）……种种恶疾随着流民、军队的移动而疯狂传播。
真正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繁华的中原沃土化作了人间炼狱。
曹魏与东吴及蜀汉的统治也因人力物力的巨大损耗而步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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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隔海相望的东赵，情况却大为不同。
或许是由于岛国的相对封闭性，或许是其统治者对卫生防疫有着超前的重视，瘟疫并未在东赵海疆本土及其控制的朝鲜半岛大规模爆发。
这得益于东赵长期坚持的几项政策。
首先是注重环境与个人卫生。 东赵律法明确规定，城内须设“净街司”，定期清扫街道，处理垃圾；严禁污染水源。
军中与民间皆提倡沐浴、勤换衣物。对于自大陆疫区来的商船，需先在指定港口隔离观察数日，确认无疫病后方准人员上岸交易。
还有养成良好的 饮食卫生习惯。
东赵民间，尤其是上层和军队中，很早就形成了不直接饮用生水的习惯。官方便推广“饮熟水”，即煮沸过的开水，或在水中加入少量盐巴制成淡盐水饮用，认为此法可“祛腹中邪气”。
此习惯虽最初可能源于对某些水媒疾病的模糊认知，但在实践中确实有效减少了肠道传染病的发生。
东赵还进行了医学探索与总结。
面对黑水台从大陆不断传来的疫情报告，东赵医官们深感忧虑，也更加积极地研究疾病成因与防治方法。
他们不仅整理、学习传入的华夏医籍，更结合东赵本土的草药知识，开始系统性地搜集、鉴别、记录各种药物的形态、药性与疗效。
特别是穆王光复朝鲜后，东赵获得了长白山麓及朝鲜半岛丰富的药材资源。加之东赵还有南洋、逸洲、南溟洲独特的物种。
在此背景下，由东赵太医令主持，汇聚全东赵各地名医，开始编纂一部集大成的药物学典籍，旨在“辨百药之性，疗万民之疾”。
这部巨着被命名为《东赵本草经》（后世常简称为《本草经》）。
其中不仅收录药物，还专门设有“防疫篇”，论述了隔离、消毒、用药预防等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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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魏、吴两国在瘟疫和战乱的双重打击下国力空虚、民生凋敝之际，相对稳定富庶的东赵，开始了其对大陆的“反哺”之旅。
首先是大规模的粮食与药材输入。
东赵利用其控制的朝鲜半岛粮仓以及扶桑流求诸岛的部分余粮，通过海路，源源不断地运往曹魏控制的青州、徐州沿岸，以及东吴的江东地区。
这些粮食不仅是商品，更多是以“援助”或“易货”（换取大陆的丝绸、瓷器、书籍等东赵稀缺之物）的形式出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沿海地区的饥荒。
同时，《本草经》编纂过程中发现和验证的有效药材，如用于治疗疟疾的常山（扶桑变异种）、清热解毒的黄芩、扶桑特产的某些菌类等，也成批运往大陆，救急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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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卫生知识的反向传播。
前往魏吴贸易的东赵商人、使者，乃至被招募至大陆的东赵医者，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成为了卫生习惯的传播者。
他们随身携带煮水用的陶罐，坚持饮用开水；他们处理垃圾、保持居所洁净的做法，也逐渐引起了一些有识之士的注意。
那个着名的符号“十”，在这个平行时空被东赵人用作“洁净”、“预防”的标识，常刻在饮水器具、药囊乃至隔离营地的旗帜上。并随着他们的足迹出现在大陆的港口城市。
尽管这些卫生观念最初被视为“海外奇谈”或“蛮夷陋习”而未被广泛接受。
但在血淋淋的瘟疫现实面前，终究有一些人开始尝试和效仿。尤其是东吴，因其与东赵海上贸易密切，接触更多，部分将领和士大夫开始模仿东赵方法管理军营和家族，饮用熟水，改善环境卫生，确实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这些点点滴滴的实践，如同星星之火，为后来华夏大地公共卫生意识的萌芽，埋下了珍贵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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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平行的时空里，东赵如同一颗偏离了主航道却依然闪耀的星辰。
它在大汉的余晖中崛起，于中原的离乱中坚守并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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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席卷大陆的瘟疫浩劫，东赵凭借其对防疫卫生的超前重视和系统实践，不仅保全了自身，更以其相对富庶的物资和初步成体系的医学知识，对大陆进行了难能可贵的反哺。
穆王的武功拓疆，《本草经》的编纂，开水饮用的推广，都是这个海外汉邦留下的独特遗产。
这一切，仿佛在这段历史的灰暗画卷上，增添了一抹来自海洋的、带着药草清香的异色，提醒着后人，文明的火种有时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得以保存和焕发新的生机。
注:《东赵国志》穆王世家……王念同为华夏之苗裔，终以粮，以药等，反哺大陆，以济斯民之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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