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港市智能制造研究院的实验室里，空气洁净得能闻到精密机油和电路板的味道。陈继昌带着重工的几名核心工程师，看着临港团队演示一套自适应加工控制系统——同样的老旧机床加装传感器后，加工精度提升了百分之三十，能耗却下降了百分之十五。
“不可思议……”重工的首席工程师王建国喃喃道，他抚摸着改造后平稳运行的机床，眼神炽热，“这套系统，正好能解决我们主力机型底盘构件加工精度的老大难问题！”
周伟站在沈墨身边，低声道：“老沈，人我给你带来了，技术也展示了。但亲兄弟明算账，这套系统是研究院多年的心血，知识产权费用、后续升级服务，都不是小数目。而且，他们也有顾虑，怕你们重工的消化吸收能力，白白浪费了他们的技术。”
沈墨点点头，他理解对方的顾虑。这不是简单的买卖，而是深度技术合作。他看向陈继昌：“陈总，看到了吗？这就是我们需要的‘序’，能盘活我们现有‘工’的钥匙。钱的问题，我们之前议定的转型基金和专项贷款，可以覆盖前期投入。消化能力的问题，”他转向王建国等工程师，“就要靠各位，拿出当年攻关的劲头，吃透它，用好它！”
陈继昌看着眼前实实在在的技术突破，又想到许半夏揭示的地产陷阱，终于下定了决心。他上前紧紧握住研究院院长的手：“院长，技术我们一定要！费用按规矩来！我老陈立下军令状，重工人就是不吃不睡，也要把这套系统消化好，绝不辜负你们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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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技术引进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消息传回清河，姜云帆在市长办公会上，对这份即将签署的技术合作协议提出了“程序性质疑”。
“引进外部技术是好事，”他语气平和，措辞却滴水不漏，“但如此重大的合作，涉及巨额资金，是否应该进行更全面的可行性论证和比选？比如，我们省内的理工学院，是否也有类似技术？或者，有没有成本更低的选择？我们不能病急乱投医，还是要对国有资产负责。”
他巧妙地避开了直接反对，而是用“程序”、“比选”、“责任”这些无可指摘的理由，试图拖延甚至搅黄合作。
沈墨早有准备，他示意助手分发材料：“姜市长的顾虑很有必要。我们前期已经对省内三家相关科研机构进行了调研，这是详细的对比报告。临港研究院的这套系统，在成熟度、与重工现有设备的适配性以及后续服务保障上，都具有明显优势。至于成本，”他看向周伟，“临港方面基于示范区框架，已经给予了我们百分之十五的优惠，并且接受部分费用以项目成功投产后的效益分成方式支付，这大大降低了我们的前期资金压力和风险。”
周伟适时补充：“我们临港是真心实意希望重工转型成功，这关系到两地协同发展的全局。”
沈墨和周伟的一唱一和，有理有据，将姜云帆的“程序性质疑”化解于无形。周明远书记最后拍板：“既然论证充分，优势明显，那就抓紧推进，时间不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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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签署后，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临港的技术团队入驻重工老旧车间，文化冲突和技术理念的差异立刻显现。
临港的工程师追求极致的参数优化和数据驱动，而重工的老师傅更依赖多年积累的手感和经验。
“你这数据调教得再准，最后那点微妙的精度，还得靠人手感来找补！”一位八级钳工老师傅对着电脑屏幕上的三维模型直摇头。
“老师傅，经验很重要，但只有将经验数据化、标准化，才能实现稳定的大规模生产。”年轻的临港工程师试图解释。
类似的摩擦每天都会发生。
沈墨意识到，这不仅是技术升级，更是人的观念和习惯的变革。他提议成立的“转型升级联合工作组”发挥了作用。他让王建国等既懂技术又受老师傅信任的骨干充当“翻译”和“润滑剂”，组织双方一起泡在车间，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地磨合，一个参数一个参数地优化。
同时，他请许半夏的法律团队，为参与改造的核心技术人员量身定制了保密协议和激励方案，确保技术不外泄，人心能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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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改造项目进入最关键的系统联调阶段时，沈墨接到顾晓梦的紧急电话：“省审计组下周要进驻清河，重点抽查‘产业升级基金’的使用情况，第一个点就是清河重工的技术引进项目。来者不善，你要有准备。”
沈墨眼神一凛。姜云帆的反击，果然来了。他立刻召集工作组，下令：“所有与临港技术合作相关的合同、票据、审批流程、会议纪要，立刻整理归档，确保每一分钱的去向都有迹可循，每一个决策环节都有据可查。”
他走到车间，看着正在紧张调试的生产线，对满身油污的陈继昌和王建国说：“加快进度，我们要在审计组到来之前，让这条线跑出合格的产品！用事实说话！”
车间里，灯火通明，所有人都在与时间赛跑。技术的种子已经播下，能否顶住风雨，开花结果，在此一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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