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底的时候，田宝珍的辅导社已经开了十几家分店，还在县城办了第一期“乡村教师培训课”，免费给乡镇学校的老师讲新的教学方法。
吴细妹抱着刚满周岁的儿子曹天保来省城看她，看着田宝珍办公室里挂着的“优秀教育创业者”奖状，笑着说：“宝珍，你现在可是咱们市里的大人物了。”
田宝珍抱着吴细妹的儿子，看着窗外的万家灯火，忽然想起当年在土坯房里攥着招生启事的夜晚。
那时她只想要逃离，如今她却靠着自己的手，给了自己和想护的人一个安稳的归处。
“还不算完呢，”田宝珍笑着，眼里闪着光，“明年我想把辅导社开到更远的乡镇去，让更多像我们当年一样的孩子，能有机会走出去。”
“那我也要出一份力。”吴细妹眼里是满足的笑意。
怀里的孩子也咯咯地笑，吴细妹靠在她身边，看着窗外的光——两个曾经在命运里挣扎的姑娘，终究把日子过成了彼此最想看见的模样，而她们的路，还在往更远、更亮的地方延伸。
年后的第一场春雨，落在了省城师范大学旁的“珍宝辅导社”门口。
田宝珍刚送走一批参加乡村教师培训的老师，转身就看见吴细妹抱着孩子，拎着一篮土鸡蛋站在屋檐下，曹小军跟在身后，手里还提着个布包，里面装着新磨的玉米面。
“这雨下得急，我还怕你们路上不好走。”田宝珍赶紧把人迎进来，接过吴细妹怀里的孩子，小家伙伸手抓她胸前的钢笔，笑得露出两颗小牙。
吴细妹擦着额头的雨珠，眼睛扫过墙上贴满的照片——有辅导社学生的成绩单，有乡村教师培训的合影，还有一张田宝珍和山区孩子们的合照，照片里的孩子捧着新书，笑得格外灿烂。
“你上次说要把辅导社开到偏远乡镇，怎么样了？”吴细妹坐下就问，语气里满是关切。
田宝珍给她倒了杯热茶，拿出一张地图，上面用红笔圈了好几个小点：“已经选了三个乡镇，下个月就动工装修。就是师资有点紧张，我正跟师范大学谈合作，想请应届毕业生去轮岗，待遇给得比城里高些。”
曹小军在一旁插话：“要是需要运桌椅教具，你跟我说，我找车队帮忙，保证按时送到。”田宝珍笑着点头，心里暖暖的——这么多年，无论她做什么决定，吴细妹和曹小军永远是最支持她的人。
没过多久，乡镇辅导社就陆续开业了。
田宝珍几乎每个周末都要跑一趟乡下，有时候凌晨五点就出发，坐三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再转农用三轮车才能到。
有次去西部山区的辅导社，路上遇到塌方，她和司机在山路上等了四个小时，直到救援人员清理出通道才继续走。
到了辅导社时，她浑身是泥，却看见十几个孩子举着野花在门口等她，嘴里喊着“田老师”，那一刻，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
她还在辅导社里设了“图书角”，把自己的藏书和募集来的书籍都捐了过去，甚至联系出版社，以成本价订购适合孩子们读的课外书。
有个叫小石头的男孩，父母在外打工，跟着奶奶生活，以前总逃学去山上掏鸟窝，自从在辅导社读了《昆虫记》，就天天泡在图书角，还跟田宝珍说：“田老师，我以后想当科学家，研究山里的虫子。”
田宝珍摸着他的头，想起当年攥着招生启事的自己——原来，点亮一颗心的光，真的能照亮更远的路。
这年冬天，田宝珍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牙芬村小学寄来的感谢信，信里还夹着一张照片，徐庆利带着孩子们在新盖的教室里读书，窗户上贴着孩子们画的“田老师”。
原来，田宝珍匿名给牙芬村小学捐了一笔钱，帮他们盖了新教室，还添置了新课桌。
徐庆利在信里写：“宝珍，当年你说我该留在村里教书，我起初不懂，现在看着孩子们的笑脸，才明白你说的‘安稳’是什么。谢谢你，让我找到了自己的路。”
田宝珍把信和照片放在办公桌最显眼的地方，窗外的雪下得正紧，办公室里却暖融融的。
吴细妹打来电话，电话那头，吴细妹给田宝珍描述她的儿子正拿着毛笔在纸上写“福”字，曹小军在一旁煮着饺子，笑着说：“宝珍，今年过年回市里吧，咱们一起吃饺子。”
田宝珍听着电话那头幸福的一家人，又看了看桌上的地图——那些红色的小点，已经从三个变成了十几个，像撒在大地上的星火，正一点点连成一片。
她忽然明白：改命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当你伸出手，点亮自己的同时，也能照亮别人的路。
挂了电话，田宝珍拿起笔，在地图上又圈了一个新的乡镇——那是她下个月要去的地方。
窗外的雪还在下，可她知道，等春天到来时，那里会有新的辅导社，会有孩子们的读书声，会有更多像她、像吴细妹、像徐庆利一样的人，在自己的路上，稳稳地走向更远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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