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一则证据问题
我再举一个例子。一位印度军官曾给我讲过这样一个关于大象的故事：一支分队正在行军，其中一辆炮车的一个轮子滑出了轨道，车身随之悬空，悬在悬崖边。只要公牛再动一步，炮车、公牛和所有一切都必将坠入深渊。没人知道该怎么办，直到有人提议牵来一头大象，让它自行设法处理。大象打量了片刻眼前的困境，将象鼻伸到悬空车轮的车轴下方，然后停在那里。周围的人明白了它的用意，轻轻向前驱赶公牛，大象紧随其后，托着车轴前行，直到车轮下方有了地面支撑，它才缓缓放下车轴。以我所知的大象习性，这事儿完全可信。但多年后，当我向友人提起这个故事时，他却坚称我误解了他——当时是有人指挥大象把象鼻伸到车轮下，大象立刻就明白了原因。这是合乎情理的聪慧，也很可能是实情；但我敢肯定，他第一次讲这个故事时，正沉浸在对大象的赞叹中，版本与我最初的叙述一致。[59]
乔尔丹诺·布鲁诺及其悖论
《诺拉的乔尔丹诺·布鲁诺论单体、数字与形状……及论无限、无垠与无定形……》，法兰克福，1591年，8开本[65]。
我实在想不通，为何会遗漏这位我熟知多年的作家，除非下面这个故事能解释原因：军官斥责水手长总在咒骂，水手长回应说他听到军官们也在骂。“我们只在紧急情况才骂。”军官说。“问题就在这，”水手长答道，“水手长的日子天天都是‘紧急情况’。”乔尔丹诺·布鲁诺从头到脚都是悖论；我的大脑对他的悖论已然麻木，就像耳朵可能对水手长的咒骂变得迟钝一样。
正如人们所言，他是笛卡尔[66]之前的涡旋说者，是莱布尼茨之前的乐观主义者，是伽利略之前的哥白尼主义者。要搜集他的一百种奇谈怪论并不难。他约生于1550年，1600年2月17日在罗马被活活烧死，罪名是“维护与扞卫圣教会，及该教会的权利与自由”。最后这句措辞源自我们贤明的詹姆斯一世颁布的法令——1612年3月，莱格特[67]依据该法令在史密斯菲尔德被烧死；倘若我能找到一个月后怀特曼[68]在利奇菲尔德被烧死时所依据的法令副本，想必也能发现同样“发人深省”的内容。
以下摘录自我1855年发表在《综合年鉴》（p. Alm.）上的一篇关于布鲁诺的评述：
“他先是多米尼加会修士，后转信加尔文教派；1600年在罗马被活活烧死，只因他秉持的宗教与哲学异端观点之多，足以点燃一场烈火。教皇派的一些辩护者在指控时，措辞上至少试图将其解读为他犯下了恶行。但确凿无疑的是，他的死纯粹源于其观点——即便在宣判后，只要放弃原有观点，他就能获救。
谋杀发生当天，斯科皮乌斯（这位着名学者曾是路德宗信徒，后改宗，以对新教徒和耶稣会士的憎恨闻名）从罗马给里特修斯写了一封非同寻常的信。里特修斯是知名路德宗作家，着有民法与教会法相关作品，其着作被列入禁书目录。这封信由利布里重新刊印（第四卷，第407页）。写信人告知其友人（他想让对方相信，即便利己主义者也会烧死布鲁诺），全罗马都会说布鲁诺是因信奉路德宗而死；但这是因为意大利人分不清不同异端之间的区别——写信人还说，愿上帝保佑他们这种“单纯”。换句话说，意大利人能通过亲眼所见分清活异端和被烧死的异端，却压根不知道路德宗和加尔文教派有何不同。薄伽丘的同乡们若得知这位德国学者对他们的看法，想必会付之一笑。意大利人说布鲁诺因路德宗而死，是因为他们将所有新教徒都归为此类；在这一点上，他们比斯科皮乌斯更有说服力。
随后，斯科皮乌斯向这位新教徒友人（对于两派教会都会谴责的行为，他肯定不会遗漏）描述了布鲁诺被指控的一系列观点：宇宙中有无数个世界、灵魂会转世、摩西是魔法师、《圣经》是幻梦、只有希伯来人是亚当和夏娃的后裔、魔鬼终将得救、基督是魔法师且罪有应得被处死，等等。他说，事实上，布鲁诺提出的观点囊括了所有异教哲学家以及古今所有异端曾提出的一切。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宣判前还是宣判后，当局都给了他放弃观点的机会——这既为其悲惨结局提供了牵强的托词，也进一步证明，是观点、且仅仅是观点，将他送上了火刑柱。在这堆指控中，《圣经》被斥为幻梦，亚当、夏娃、魔鬼与救赎却被视为真理，而救世主反倒成了骗子。
除正文中提及的《论单子》等作品外，我们未查阅布鲁诺的其他着作。整部作品贯穿着一种强烈却奇特的“有神论”思想，其中对摩西、基督、教父等人的引用方式，并未引发任何争议。关于布鲁诺的死因，还有一种说法是“无神论”；但在当时，这个词常被用来指称对启示宗教的否定——这不仅常见于日常论争，布鲁克、莫尔霍夫等学者也会如此使用。例如，莫尔霍夫在谈及《论单子》等作品时表示，其中并未显现出明显的无神论迹象。这部作品数百处提及上帝，还在多个地方驳斥某些观点为亵渎神明，由此可见他所说的“无神论”含义十分明确。
布鲁诺阐述其天文学观点的着作是《论单子》等（1591年于法兰克福出版，8开本）。他是最彻底的哥白尼主义者，几乎提出了天文学家们曾讨论过的所有观点——无论正确与否，从“宇宙中有无数个有人居住的世界和星系”理论，到“彗星具有行星性质”的观点，不一而足。利布里（第四卷）重新刊印了他关于哥白尼观点的最精彩论述片段。”
这就引出了教会问题
“教会可动用武力维护其教义”这一邪恶论调，在英国被认为已过时，仅存在于个别怪论中，但这一点难以定论。对于罗马教会若有机会在英国行事会采取何种做法，人们意见分歧极大：任何质疑其宣称拥有此权利的人，都不值一驳。
在高教会派中的牛津运动派意气风发之时，在他们当中最杰出的知识分子还未“违背”神职、各归其位之前，我曾好奇地想弄清，他们是否持有那种让我视某一教派为个人敌人的唯一教义。我在他们的一篇宣传册中发现，其虽主张“有权迫害”，但又声称“武力并非有效手段”以作修饰。我如今记不清这篇宣传册是否属于着名的“九十篇论集”；翻阅合集时，我发现内容太过贫乏，除非通读三大厚卷，否则无法确定。在这些卷册中，我看到关于“教会”性质与权力的声明越来越多，其表述透着可疑。而第87篇论集中关于“宗教保留”的诡辩，更加深了这种疑虑。那篇论集里的怪诞悖论让我们对一切都存疑，唯独确定一点：教会（人士）并无义务在所有事情上和盘托出，也无义务说明哪些事情上有所保留。那些所谓的“权利与自由”，很可能描述得极其简略。
如今已无需畏惧，但曾有一段时间，即便没有切实的恐惧，人们也可能担忧恐惧将至：那时没人能像现在这样笃定，那头狮子只是在沉睡。当时种种迹象都表明，一场恶战在所难免，而实际上后来并未有此必要。
上文提及的第87篇论集中，还有一处精妙的曲解。文中称，上帝自身也会“保留”：经文中说他“以光明为衣服穿上”（《诗篇》第104篇第2节，旧版或祈祷书译本）。在普通人看来，这分明是“彰显、显露、启示”的强烈意象，但文中另有解读：“衣服难道不多少会遮蔽其所覆盖之物吗？那光明本身不就是一种遮蔽吗？”
这篇第87论集能被纳入系列，足以让人强烈推测，允许其收录的系列主事者，确如所指控的那样心怀鬼胎。但该系列论集能得以出版，也彰显了我们的自由，这一点值得称道——尽管当散文作家们和科伦索主教站到对立面发声时，论集的推动者们大为震惊。
在第90篇论集引发热议之际，兰贝斯图书馆馆长梅特兰博士曾就第89篇论集向豪利大主教提问。大主教答道：“我压根不知道还有第89篇。”我几乎可以肯定曾在出版物上见过此事，也十分确定梅特兰博士亲口告诉过我。这种自由度固然值得称赞，但第90篇论集实在“太过分”，最终被叫停。
如今（1866年10月），《逻辑哲学论》的狂热已沉淀为一种慢性的“服饰病”，并伴有“变体论”发作，这被称作“仪式主义”。我们民族性格中蕴含的常识，无法容忍这种荒诞蠢行持续下去；各类服饰最终只会在正规店铺的招牌上出现。我听说仪式主义者的布道简短又实用：若真是如此，他们最终或许能带来益处。
英国国教中总有一些人追求刺激，而《新约》的直白含义满足不了他们。自光荣革命以来，雅各宾主义、卫斯理宗、福音主义、蒲赛主义和仪式主义相继兴起，为那些“无刺激便不自在”的人提供了谈资。倘若仪式主义者能成功以简短实用的教义讲解，取代教义派那些言辞激烈的宣讲，他们将会被人铭记并称颂。施洗约翰或许无法仅凭其朴实有益的布道就吸引全耶路撒冷的人前往旷野：是他身上的骆驼毛衣裳和所吃的蝗虫，为他聚拢了信众，或许也让他的训诫更具说服力。上学时，我曾听到助教和擦鞋工聊起某位牧师——那人身材臃肿，马甲的尺寸颇为可观。助教说：“他学识非常渊博。”乔答道：“是啊，先生，谁看一眼那件丝绸马甲都能看出来。”
关于托马斯·格菲兰德·萨利塞图斯
[起初我声明只从个人藏书中取材时，本应补充说明：我并未刻意搜寻散见于着作中的零散信息。倘若通览全部藏书，或可发现若干有趣的补充。例如，在肖特的《自然魔法》{65}（第三卷第756-778页）中记载着格菲兰德的化圆为方问题——蒙蒂克拉的着作里误将其姓氏印作盖菲洛达。他本名托马斯·格菲兰德·萨利塞图斯，于1608和1609年出版过两个版本。我从未见过任一版本的实物。其着作荒谬至极：他刻意区分几何分数与算术分数，并由此推导定理。比其化圆为方说更耐人寻味的是他的姓名；我们该如何解读？若为德意志人，格菲兰德很可能是布里奇曼的德语变体，而萨利塞图斯则指向地区。但托马斯在当时绝非常见的德意志教名——在梅尔希奥·亚当收录的526位德意志哲学家、医师、法学家与神学家中，仅两人以此为名。其一是托马斯·埃拉斯都，这位医师的反教权神学着作使追随其学说者得名埃拉斯都派，无论他们是否知晓其本人。埃拉斯都鲜为人知，故有人推测他应是《圣经》中与保罗、提摩太同工的以拉都（见《使徒行传》19:22；《提摩太后书》4:20；《罗马书》16:23），但这位先生何以获此称号却无迹可寻。其实寥寥数语便可阐明：该异端名号实来自1583年去世的医师埃拉斯都，其遗孀在他死后立即出版的《论教会除籍权》中否认教会的绝罚权，由此形成学派。另一位托马斯·格里奈乌斯是神学家，其叔父西蒙首印希腊文欧几里得着作；亚当称他未有着述传世，却育有四子皆博学。若格菲兰德是法兰西人，其姓氏便难以推测，但他很可能来自拉索赛地区。肖特的记载转引自某位腓力·科尔比努斯神父的反驳着作。
皇家学会新近获赠的手稿中，大卫·格雷戈里似乎见过格菲兰德的作品，称其为威斯特法伦的萨利塞图斯，这信息应源自书名页。但我所能查证的仅在巴伐利亚。穆尔哈德目录虽收录两个版本，显然未曾亲见实物：他将作者着录为托马斯·格普·希安德鲁斯，威斯特法伦的萨利塞图斯。穆尔哈德本是我信赖的考据来源，但那位不便具名的学者，竟能从穆氏笔下的格普·希安德鲁斯识破蒙蒂克拉所载的格菲兰德，诚可谓慧眼如炬——毕竟两位着述者向来以严谨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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