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默许如同一道无形的护身符，让陈恪在都察院内部的处境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那些曾经冰冷的墙壁似乎回暖了几分，至少，明目张胆的刁难消失了。
然而，陈恪深知，这远非高枕无忧。
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在那浩瀚如烟的文书和根深蒂固的阻力中，找到确凿的证据。
调阅丙辰年永丰仓入库原始单据的文书已发往户部与仓场衙门，但回应却如同石沉大海，预期的期限已过，却只收到几份格式规范、内容空洞的例行回文，声称“年代久远，单据繁多，正在加紧整理核查”。
显然，对方正在利用规则的另一个层面——拖延战术，进行消极抵抗。
陈恪坐在值房内，面前摊开着沈括这几日通过各种非正式渠道，能搜集到的、所有与丙辰年漕运、入库相关的零散文书副本、邸报摘要乃至一些无关紧要的粮仓日常记录。
这些碎片化的信息，如同散落一地的拼图，难以窥见全貌。
他的目光再次落在那本《都察院则例》上，手指无意识地划过关于“协同办案”的条款。
条款规定，若案件涉及多部院事务，或案情重大复杂，可由堂上官指派，或经申请批准，由多位御史协同调查。
一个念头逐渐清晰。他不能再单打独斗了。
仅凭他一人之力，对抗整个户部乃至其背后盘根错节的势力，无异于痴人说梦。他需要盟友，需要在这个庞大的官僚机器内部，找到那些同样对现状不满、心怀理想、或至少可以被利益和形势所驱动的“支点”。
他想起了前几日在架阁库，那位冒着风险向他传递关键信息的老书吏王伯。
王伯代表的，或许就是一股可以被争取的、隐藏在旧纸堆下的潜流。
他更想起了都察院内那些与他年纪相仿、品级不高、同样坐在“冷板凳”上的年轻御史们。
他们或许缺乏资历和人脉，但往往锐气未失，渴望建功立业。
这些人，是他最容易接触和可能争取的对象。
但要如何接触？
直接上门游说，显得过于急切，也容易被打上“结党”的标签。
他需要一个契机，一个能让彼此自然靠近的“场”。
他的目光扫过沈括整理的那些零散文书，最终停留在几份关于去年南方漕运因河道淤塞导致延误，进而影响京城粮价波动的记录上。
漕运……这是帝国的经济命脉，也是贪腐的重灾区，更是永丰仓案可能延伸的方向。
一个想法在他脑中成型。
他铺开纸张，开始起草一份新的文书。这一次，并非弹章，也非质询，而是一份题为《漕运稽核与仓储管理关联疏议》的策论性文章。
文中，他并未直接指控任何人，而是以近期粮价波动和永丰仓案为引，系统分析了当前漕运稽核与仓储管理环节存在的制度性漏洞和潜在风险，并初步提出了几条改进建议，例如统一漕粮验收标准、建立漕运与仓储数据联动核查机制等。
这并非一份正式的奏疏，更像是一篇供内部讨论的学术文章。
他打算将这篇文章，以“请教”、“交流”的名义，私下送给几位他观察已久、品性能力尚可的年轻御史。
这既是一次试探，也是一次播种。
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展示自己的眼光和能力，吸引志同道合者，逐步构建起一个以“实务”和“革新”为纽带的、非正式的小圈子。这便是在规则之内，团结力量的开始。
同时，他也在为下一步做准备。
如果永丰仓的原始单据始终无法调阅，他必须找到另一个突破口。
而漕运系统，这个与永丰仓紧密关联、且同样问题丛生的领域，无疑是一个潜在的选择。
提前在此领域进行理论铺垫和人员联络，便是未雨绸缪。
他将起草好的文章仔细收好，心中已有了一份初步的名单。
这第一步，他必须走得极其谨慎。
就在这时，值房外传来轻轻的叩门声。
“进。”
推门进来的，竟是多日未见的老书吏王伯。
他依旧是那副佝偻着背、慢吞吞的样子，手里捧着一摞看似杂乱无章的旧档。
“陈御史，”
王伯的声音沙哑，
“这些是往年一些关于漕务纠纷的旧案卷宗，库房里积压许久，老夫瞧着或许对大人……了解旧例有些助益，便整理了出来。”
他将卷宗放在桌角，浑浊的老眼似乎无意地扫过陈恪刚刚收起来的那份策论草稿。
陈恪心中一动，起身郑重行礼：
“多谢王伯。”
王伯摆了摆手，没有多言，转身欲走。
在门口，他脚步微顿，背对着陈恪，仿佛自言自语般低声道：
“漕司那边，如今是冯侍郎在主事……他老人家，最是看重实务，厌恶空谈。”
说完，他便颤巍巍地消失在走廊尽头。
冯侍郎？
陈恪迅速在脑中搜索。
是了，漕运总督衙门现任的左侍郎，冯骥，以干练务实、脾气刚直着称，在漕司系统内威望甚高，与户部某些官员似乎并不和睦。
王伯这是在……为他指明另一个可能借力的方向？
或者说，是在提示他，可以从漕运系统内部寻找破局的契机？
陈恪看着那摞旧的漕务案卷，又看了看自己刚刚起草的策论，嘴角缓缓勾起一丝弧度。
冰层之下，暗流已经开始交汇。他投下的石子，似乎正悄然改变着水流的走向。
这破冰之始，虽细微，却蕴含着无限可能。
他不再仅仅是一个孤独的挑战者，他开始像一个真正的棋手，布局落子，寻找着撬动整个帝国的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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