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的谈判，在最初的激烈交锋后，转入了更为繁琐却也更为关键的细节磋商。军政部、军令部的办公室里，灯火常常通明至深夜。于凤至、伍豪先生以及桂系的代表等人，与中央方面的几位大员，就番号、防区、补给、指挥权限等具体问题，进行着一轮又一轮的拉锯战。
每一份文件的字句，都牵扯着巨大的利益和未来的格局。
于凤至据理力争，她不再仅仅代表辽西，更是联合了伍豪先生等人，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集团。她反复强调敌后战场的重要性，以及给予敌后武装合法地位和必要补给对于长期抗战的战略意义。
在一次关于补给标准的会议上，面对中央方面试图压低补给标准的提议，于凤至毫不退让：“我们在敌后，每一颗子弹，每一片药，都要用血去换！如果连最低限度的补给都无法保证，让将士们如何与装备精良的敌人周旋？难道要他们赤手空拳去战斗吗？这不仅是军事问题，更是人心向背的问题！若因补给不公而寒了前线将士之心，这‘团结’二字，从何谈起？”
伍豪先生在一旁适时补充，语气平和却分量十足：“我军在华北，官兵待遇远低于某些标准，仍能坚持作战，靠的是信仰和民众支持。但若能有基本保障，必能发挥更大作用，牵制更多敌军。于夫人所言极是，公平的补给，是团结的基石之一。”
面对这样的联合施压，以及南方日益恶化的战报，最高当局最终不得不做出让步。他知道，再僵持下去，不仅谈判可能破裂，他在国内外的声望也将遭受重创。
数日后，一份经过反复磨勘的暂行方案终于出炉。方案明确：
1. 承认并授予几支主要敌后抗日武装正式番号，划定了相应作战区域，承诺按一定标准给予部分粮饷弹药补给。
2. 成立带有协商性质的最高国防咨询机构，吸纳各方代表参与，负责咨询审议重大抗战决策。
3. 公开重申抗战国策，谴责任何形式的投降妥协言论。
这无疑是一个妥协的产物。最高当局保住了最终决定权，但也不得不给予各方一定的合法地位和极其有限的“名分”与物资。各方势力则初步获得了渴望已久的“正名”和一点点实质性的支持，尽管远远不够，但总算打开了缺口。尤其对于深处敌后的力量而言，这纸文书的意义，更多在于政治上的合法性和未来争取更多资源的依据。
在于凤至和伍豪先生等人看来，这仅仅是第一步，远未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目标，但在这个危急存亡之秋，这已是能争取到的最好结果。它为后续更深度的合作，奠定了一个脆弱却必不可少的基础。
协议初步达成的消息传开，在国内激起了一定程度的积极反响，被视为抗战走向真正联合的标志性事件。
然而，就在这份“团结”协议墨迹未干之际，来自南方的最终噩耗，如同冰水般浇灭了刚刚升起的一丝暖意。
那座六朝古都，最终未能守住。
详细的情报如同雪片般飞来，伴随着通过国际渠道获取的、零碎却骇人听闻的消息。城破之后，入侵者并未停止杀戮，反而在城内进行了有组织、大规模的搜索、抓捕和血腥行动。被俘士兵、青壮年男子、甚至普通平民，都成了牺牲品。试图渡江北逃的军民，在江边遭遇猛烈火力，江水为之变色。那些由外国友人艰难建立起来的“安全区”，也并非绝对安全，时常有人闯入，强行抓人……
电台里，再也收不到来自那座城市守军的声音，只有敌人耀武扬威的广播和含糊其辞的国际新闻报道。
武昌的临时行辕内，最高当局看着最新的报告，脸色铁青，久久无言。他知道那座城市会丢，却未曾想到，丢得如此之快，后续如此之惨烈。
于凤至在旅馆房间里，听着方文慧哽咽着念出那些片段式的、却足以拼凑出地狱图景的情报，她死死攥着拳头，指甲深深掐入掌心，留下殷红的血痕。她尽力了，她预警了，她推动了安全区的建立……但在国家机器崩溃和军队彻底兽性的狂潮面前，个人的努力显得如此渺小和无力。巨大的悲伤和几乎将她吞噬的无力感，让她浑身冰冷。
伍豪先生匆匆赶来，他的眼圈也是红的，声音沙哑：“夫人……我们……我们尽力了。这笔血债，我们总有一天，要让他们加倍偿还！”
就在这时，一份加急密电送到于凤至手中，是张汉卿从辽西发来的。电文极其简短，只有一行字，却带着冲天的杀气：
“协议已知。金陵之血，誓以百万倍偿之！辽西已动，勿念。”
这封电报，像一道闪电，劈开了于凤至心中的阴霾和无力。悲伤不能带来胜利，愤怒必须转化为力量。她抬起头，擦去不知不觉流下的泪水，眼神重新变得锐利如刀。
“伍豪先生，”她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却异常坚定，“协议已签，名分已定。接下来，该是我们用行动，向敌人证明，中国人的血不会白流的时候了。请转告陕北的同志，我们在华北敌后的合作，可以立刻全面铺开！我们要让他们知道，他们每制造一处废墟，我们就在废墟上建起一座堡垒；他们每流我们一滴血，我们就要让他们付出十倍的代价！”
武昌的谈判桌上，诞生了一份纸面的协议；而在南方的血泊与泪水中，一种更为坚实、更为炽烈的战斗同盟，正在仇恨与悲愤的熔炉中，被锻造得坚不可摧。真正的全民族抗战，在经历了最惨痛的牺牲后，以一种更为决绝的姿态，进入了新的阶段。
而与此同时，一股与这悲壮氛围格格不入的暗流，也在悄然涌动。某些原本位居高层的人物，在这举国同悲、共赴国难的关头，却选择了截然不同的道路，其行踪诡秘，意图不言自明，为这艰难时局再添变数。
协议的消息和南方古都沦陷的惨剧几乎同时传遍全国，悲愤与团结两种情绪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在陕北，有识之士撰文指出，南方的悲剧宣告了片面抗战路线的破产，唯有真正动员全民的全面抗战路线才能引领胜利。在辽西，张汉卿以新编第一路军总司令的名义，下达了对敌人交通线和据点进行为期一周的“复仇式”全面破袭作战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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