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反对派的噪音被有效隔绝，埃德尔一世赢得的宝贵时间和空间，开始真正转化为国家肌体复苏的动力。那股由王室财富注入而激发的信心浪潮，不再仅仅是金融市场上的数字游戏或是街头巷尾的舆论风向，它开始渗透到经济的毛细血管，让整个罗马尼亚社会的脉搏重新变得强劲而有力。
最显着的变化发生在工业领域。那些在危机中奄奄一息的中小企业，成为了“国家稳定基金”首批救助的对象。基金设立了专门的评估委员会，并非盲目撒钱，而是有选择地向那些拥有核心技术、产品有市场前景，只是暂时受困于流动性危机的企业提供低息贷款或直接注资。
在布加勒斯特郊区的一家精密机械加工厂里，厂长工程师康斯坦丁，几天前还在为发不出工资和即将到期的银行贷款而彻夜难眠，此刻却激动地握着王室基金代表的手，眼眶湿润。“有了这笔钱，我们就能买进那批急需的德国精密刀具，完成那批拖延了很久的军工订单！我的工人们……他们都能回来了！”
类似的情景在全国各地上演。机器重新轰鸣，烟囱再次冒出代表活力的白烟（或黑烟），失业的工人们怀着感激和希望重返岗位。工业生产的恢复，不仅意味着Gdp数据的止跌回升，更意味着成千上万个家庭重新获得了收入来源，社会的稳定有了最基础的保障。
与此同时，埃德尔一世亲自推动的、以王室资产为担保发行的“国家建设债券”，也进入了实质性的运作阶段。这笔巨额资金没有被用来填补过去的财政窟窿，而是被严格限定用于具有战略意义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能够创造长期价值的项目。
在多瑙河畔，停滞已久的“铁门”峡水电站工程，在获得了充裕的资金后，再次拉开了建设的序幕。巨大的工程机械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工人们挥汗如雨，罗马尼亚人征服自然、利用资源的雄心与这条欧洲大河一起奔腾。埃德尔一世亲自出席了复工仪式，他没有发表冗长的讲话，只是指着那奔腾的河水和对岸的南斯拉夫（当时关系微妙），对身边的工程师和官员们说：“看，这就是我们未来的能源，是我们工业的血液。我们要让这条河，不仅作为边界，更要成为我们力量的源泉。”
在喀尔巴阡山的崇山峻岭中，测量队的旗帜再次插上了陡峭的山坡。规划中的横贯山脉的铁路和公路网开始进行前期的勘探和设计。这些交通动脉一旦打通，将极大地促进特兰西瓦尼亚等偏远地区与核心区域的经济联系，加强国家的内在凝聚力。这不仅是经济工程，更是政治工程，是埃德尔构建“大罗马尼亚”梦想的物理基石。
而在广阔的农村，变革则以另一种形式悄然发生。王室基金与农业部合作，启动了“土地与希望”计划。一方面，通过国家采购，以保护价收购农民的粮食和农产品，确保农业生产的积极性，避免“谷贱伤农”的悲剧；另一方面，派遣农业技术员下乡，推广埃德尔记忆中那些先进的农业技术和优良品种，并提供小额信贷，帮助农民购买化肥、改良农具。
在瓦拉几亚平原的一个村庄里，老农格奥尔基平生第一次使用了来自王室基金补贴购买的钢铁犁铧，替换了他那用了半辈子的木犁。看着翻开的、带着肥沃气息的泥土，他喃喃自语：“国王陛下……他连我们用什么犁地都想到了……”这种深入到社会最底层的关怀，所产生的政治效应，是任何空洞的宣传都无法比拟的。
经济的复苏，也开始反映在国家的财政和外贸数据上。由于市场信心的恢复和生产的逐步正常化，政府的税收开始止跌回升，虽然距离完全摆脱困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至少看到了曙光。而由于国内需求的稳定和国王强硬姿态所带来的某种“尊重”，国际资本在罗马尼亚的投机行为有所收敛，列伊的汇率在经历初期的剧烈波动后，开始在一个相对较低的、但更为稳定的区间内徘徊。
更为重要的是，埃德尔利用这次危机，成功地推动了一些早就想进行但阻力重重的经济结构调整。他利用王室基金和国家债券的资金，巧妙地加强了对战略性行业（如石油、钢铁、军工）的控制力和影响力，虽然没有立刻实行全面的国有化，但国家（或者说王室）在这些领域的话语权大大增强，为未来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复苏的道路并非一片坦途。外债的压力依然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在头顶；国际环境的孤立并未根本改变；一些深层次的产业结构性问题也非一朝一夕能够解决。但是，整个罗马尼亚的基调已经改变了。从之前弥漫着失败主义和恐慌情绪的“生存模式”，切换到了充满希望和建设热情的“发展模式”。
布加勒斯特的街头，咖啡馆里再次坐满了人，人们谈论的不再是哪种商品又涨价了或者哪家银行又倒闭了，而是新的工作机会，国王的新政策，以及那个正在多瑙河上建设的、象征着国家力量的水电站。一种久违的、名为“希望”的东西，重新回到了罗马尼亚人民的脸上和心中。经济的脉搏，在国王强有力的干预下，不仅恢复了跳动，而且跳得更加沉稳，更加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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