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的上海闷热躁动。
在霞飞路一栋西式宅邸的书房里，气氛格外凝重，这里是《经济学刊》主编王惟中主持的学术沙龙，今日讨论的焦点，正是三个月前出版便引起轩然大波的《繁荣的假象与结构性危机》。
陈嘉树与张婉卿安静地坐在靠窗的位置，听着各位学者的发言。
观澜先生将此次危机的根源归结为生产与消费的永久性失衡，我认为此论过于悲观。
发言的是沪江大学经济系教授徐兆鼎，他扶了扶金丝眼镜：根据古典学派的观点，市场本身具备自我调节的机能，一时的波动，不过是经济周期的一部分。
他的观点代表了在场多数留英美归来的学者的看法。他们信奉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认为任何失衡都是暂时的，价格机制最终会将经济重新引向均衡。
王惟中将目光投向陈嘉树：观澜先生，您对此有何回应？
陈嘉树缓缓起身，走向沙龙中央，他今日穿着一袭深色长衫，气质沉静。
徐先生提及古典学派，令我想到萨伊定律，供给创造其自身的需求。这个定律成立的前提，是纯粹的物物交换经济，然而，现在的经济早已步入货币经济时代。
他停顿了一下，让这个概念被充分理解。
货币，不仅仅是交换的媒介，它更是价值储藏的手段。当人们选择持有货币，而不是立即用它去购买商品时，一部分需求就被了起来，这意味着，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存在着理论上的分离可能。
这个从货币职能出发的基础性质疑，让在场不少学者露出了深思的表情。
其次，陈嘉树继续道，现代信用体系，尤其是建立在部分准备金制度上的银行体系，极大地放大了资本的供给。它能在短期内创造巨大的购买力，推动那些回收周期漫长的资本品投资，远远超过当前社会的真实储蓄水平。
他在小黑板上画了一条急剧上升的曲线，标注了“信用”。
但是，信用扩张创造的投资，最终需要社会的真实消费来消化，如果社会的收入分配结构，使得消费能力远远落后于产能的扩张速度，那么，产品的积压、价格的下跌、企业的亏损就将接踵而至，随之而来的，便是信用的紧缩……
他在曲线的顶端，画了一个向下的箭头。
这不是简单的周期波动，这是一次建立在错误信号和结构性失衡基础上的繁荣，所必然带来的深度调整。
观澜先生的理论自成一体。一位来自北平的教授起身质疑，但如何解释，就在我们争论西洋经济是否崩溃之时，我国东南沿海的实业，尤其是纱厂、面粉厂，近来却订单不断，颇有欣欣向荣之势？若按您的理论，我国经济岂能独善其身？
这个问题极其尖锐，也问出了许多人心中的疑惑。
陈嘉树颔首：这个问题非常好，首先，我从未说过中国能独善其身，恰恰相反，我认为中国因其特殊的经济结构，在此次危机中，将承受更为复杂和深重的后果。
他走到小黑板前，画了两个相互关联的圆圈。
当前我国部分行业的景气，正依赖于全球经济的失衡。欧美资本的过剩，以较低利率流入我国，推动了部分投资，同时，欧美市场基于信贷扩大的需求，拉动了我国的初级产品出口，这确实带来了一时的繁荣。
他话锋一转：
但是，这种繁荣是依附性的，一旦欧美本土发生信用紧缩和需求崩塌，其连锁反应将如何传导至我国？
他目光扫过全场。
第一，国际资本将迅速抽离，导致我国银根骤然紧缩。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我国是银本位国家，而欧美是金本位，当危机导致国际市场上白银价格相对于黄金大幅下跌时，用黄金计价的我国货币，就在事实上对外贬值了。
货币贬值，在短期内似乎有利于出口，但一旦欧美本土的需求本身发生了断崖式下跌，仅仅依靠价格便宜，还能维持住出口总量吗？”
更重要的是，货币贬值意味着我们进口机器设备、工业原料的成本将急剧上升。这对于正处在工业化初级阶段、严重依赖外国资本和技术的我国实业而言，无疑是沉重的打击。
他最终总结道：
所以，眼前的景气，非但不能证明危机的虚无，反而可能是危机以更复杂形态传导至我国的前奏。我们此刻感受到的，或许不是免疫，而是。
陈嘉树的回答，让许多原本持怀疑态度的学者陷入了深思。
沙龙结束后，王惟中教授特意留住陈嘉树，两人在书房里又深谈了一个多小时。张婉卿在一旁安静地作陪，偶尔补充一些出版过程中的见闻。
观澜兄今日一席话，令我茅塞顿开。王惟中感叹道，特别是关于银本位制度下我国处境的剖析，实乃真知灼见。下月的《经济学刊》，我想就此专题做一期深入讨论，不知观澜兄可否赐稿？
王先生过誉了。陈嘉树谦逊地说，这正是之名的本意——观察经济浪潮，尽些学者的本分。
离开沙龙时，已是黄昏时分。坐在回家的汽车上，张婉卿轻声说：今日之后，陈观澜这个名字，在学界算是真正立住了。
陈嘉树望着窗外流转的灯火，没有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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