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陈嘉树等人忙着招生与遴选时，外界已掀起巨澜，整个七月，一场由“春蕾招生”引发的舆论风暴，远比那包揽全国所有知名报纸三天头版的广告更为激烈地席卷了全国知识界。
《申报》副刊率先成为战场。
七月十二日，着名教育家、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始人黄炎培发表署名文章《为“春蕾”一哭，亦为一贺》。
文章开篇便直指核心：
“……近观沪上‘春蕾招生’之事，排场之奢，手笔之巨，闻所未闻。或讥其为商贾炫富，或疑其有他图。然炎培细察其章程、课程、师资、待遇，不禁百感交集。”
“一哭者，哭我官办教育之窘迫。国立大学经费捉襟见肘，乡村小学先生薪俸尚不及码头苦力。今一私人企业，竟能举重金，广厦舍，聘洋匠，纳寒门，行此惠及千五百学子之盛举。官办不逮私立，此非教育之悲乎？”
“一贺者，贺其路径之务实，眼光之下沉。其所授者，机械、化工、矿冶、船舶，皆今日立国图存最急迫之学问；其所招者，不限男女，不问贵贱，但求体健心诚。此正切中我十数年提倡‘职业教育’‘使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之主张！与其空谈性理，何如造就一批能造机器、能兴厂矿之实干青年？此乃真正之‘雪中送炭’，而非‘锦上添花’。陈嘉树氏，实业家而有教育家风范，炎培于此，深表敬意，且怀厚望。”
黄炎培的文章，以他在教育界的声望，为“春蕾招生”赋予了相当的正当性，将其拔高到对僵化官办教育体系的反思与补充层面。
然而，反对派同样来势汹汹。
七月十五日，国学大家辜鸿铭在《晶报》上发表檄文《礼崩乐坏与奇技淫巧——斥“春蕾”乱象》。
文章嬉笑怒骂，极尽嘲讽：
“……闻沪上有‘春蕾’之事，以财帛炫于市，以洋器诱于民，男女混杂而教以机巧之事，直如优伶设台，贩夫叫卖。礼云：‘男子十年出就外傅，女子十年不出。’今竟公然招女子入学堂，与男子同室操习锉锤锅炉之事，岂非阴阳颠倒，伦常尽失？”
“彼等所重者，‘奇技淫巧’也。机械之巧，能代人力，亦能夺人业；化工之精，可利民生，亦可制杀器。授此术于懵懂少年，而不先培其仁义礼智信之根本，犹如授利刃于孩童，祸莫大焉！我中华数千年文明，所恃者礼义廉耻，非蒸汽电力也。今有人弃自家无尽藏之精神宝库，而汲汲于效法西洋之皮毛，甚至以铜臭开路，坏我子弟心术，乱我社会纲常，是可忍孰不可忍？”
辜鸿铭的文章，代表了一批极端保守的旧式文人和遗老遗少的心态，他们将“春蕾”视为对传统伦理、社会结构和文化自信的全面挑战。
七月二十日，《新闻报》刊登了署名“江东旧史”的评论《莫为鲜卑语》，文风相对含蓄，但立场鲜明：
“……汉末魏晋，胡风南渐，贵族子弟竟以通晓鲜卑语、弹奏胡乐为荣，中原正声，几近湮没。今日之‘春蕾’，其势虽不同于五胡乱华，然理有相通。举国若狂，追捧西洋器物之学，视固有之经史子集为迂腐，长此以往，恐我华夏子弟，心性皆为钢铁机械所铸，不复有温良恭俭让之气象。技术固可学，然根本不可忘。若为习得洋匠之术，而令一代人精神漂泊无依，则所得者小，所失者大矣。”
这类评论，反映了部分传统士大夫对“西学”侵蚀“中学”主体地位的深层焦虑，他们将“春蕾”视为这种文化危机的具体象征。
抨击者众，支持的声音亦从底层、从各界涌现。
七月二十五日，《东方杂志》刊发了一组来自武汉、天津读者的调查报道《寒门学子眼中的“春蕾”》，以朴实无华的笔触，记录了几名报考学生的家庭境况与真实心声：“……阿爹说，若能考上，便是祖坟冒青烟，从此家里有个吃技术饭的人，再不用看天脸色、受地主气。”“学造机器，总比一辈子给人帮佣强。报纸上老爷们说得高深，俺不懂，俺就知道，这是个实在的出路。”
与此同时，一些与陈嘉树实业有往来或思想开明的工商界、学界人士，也在不同场合发声。
上海总商会的一位副会长在联谊会上直言：“黄任之（黄炎培）先生说得在理，如今国家要富强，缺的就是实干人才。人家真金白银投进来办教育，教的是实实在在的建国本领，这有什么不好？难道非要年轻人都去钻故纸堆，或者满街游荡才算‘正经’？”
这场论战并无明确胜负，却成功地将“春蕾计划”及其代表的“实业救国”“人才强国”的理念，推到了全国舆论舞台的中央，它不再仅仅是一个企业的招聘广告，而是演变为一场关于国家出路、教育方向、中西文化碰撞的公共大讨论。
值得注意的是，身处风暴眼的陈嘉树，自始至终未公开发表任何言论，但无论他说与不说，这场报纸上的“春秋笔战”，也让陈嘉树这个名字，在实业家之外，第一次与教育救国的宏大叙事紧密相连，无数双眼睛——赞许的、警惕的、好奇的——从此更加聚焦于他和他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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