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四章 教案里的笔迹
林定军推开档案室的门时，晨光正顺着百叶窗的缝隙爬进来，在“2019-052”号卷宗上切出几道亮纹。卷宗封面的嫌疑人照片上，老教师周明远戴着副银丝眼镜，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即使穿着看守所的号服，坐姿依旧挺拔——这是他第三次翻开这个案子，前两次都被“伪造贫困证明”的结论钉死，直到昨夜想起周明远学生的那本日记，才惊觉当年的卷宗里藏着太多没被撬开的锁。
“林检，这案子不是早结了吗？”小陈抱着刚打印好的补充材料进来，咖啡杯在桌上磕出轻响，“周明远承认伪造文件，学生家长也签了谅解书，判了缓刑，当时你还说‘情节轻微，酌情处理’呢。”
林定军没抬头，指尖停在卷宗里的贫困证明复印件上。证明上“家庭年收入3000元”的字迹看着眼熟，跟他昨天在旧物市场淘到的那本《中学语文教案》上的批注如出一辙——那教案正是周明远退休前用过的，扉页上还留着他的私章。
“你看这里。”他把证明推到小陈面前，用红笔圈出“3000”后面的小数点，“正常书写应该是‘3,000’，他却写成‘3.000’，这是德语的千分号用法。周明远年轻时在德国留过学，这是他改不掉的书写习惯——但这份证明的落款是学生家长，一个一辈子没出过县城的农民，怎么会用德语格式？”
小陈凑近了看，果然发现那小数点的位置透着古怪：“难道是周明远自己写的？可他为什么要伪造？学生真的不贫困吗？”
“查这个学生的家庭情况。”林定军翻到卷宗附页的家访记录，上面写着“父母健在，务农，收入稳定”，但记录人签名的字迹歪歪扭扭，明显是别人代签的。他记得前世看这份记录时，只当是村干部文化低，现在想来，更像是有人故意模糊信息。
调查结果比预想的更刺眼：学生李晓雅的父亲在工地摔成高位截瘫，母亲不堪重负跑了，家里只剩祖孙三人，靠拾荒度日。但李晓雅自尊心极强，每次学校发助学金，她都故意躲着不去领，周明远几次想私下塞钱，都被孩子红着眼眶推回来：“老师，我不要可怜。”
“所以他才伪造证明？”小陈的咖啡凉了大半，“用‘合规’的方式让孩子接受帮助，又不伤她的面子？”
林定军点点头，翻开从教育局调来的周明远教案。泛黄的纸页上，每篇课文旁边都写着密密麻麻的批注，讲到《背影》时，他用红笔写：“贫困不是错，错的是让尊严跟着受委屈。”在《我的叔叔于勒》的页边，还有一行小字：“每个孩子都该有抬头走路的权利。”
“但他为什么不直接申请特殊补助？”小陈还是不解，“学校有针对突发困难的绿色通道。”
“你看这份会议记录。”林定军抽出2019年的校务会议纪要，其中一页被圈出：“本年度贫困生名额已超编，新增申请需公示家庭情况。”公示意味着李晓雅的遭遇会被全校知道，这正是周明远想避免的。
卷宗里的银行流水显示，周明远每个月都会往李晓雅奶奶的账户转500块，备注写着“农产品钱”——他怕直接转账太明显，特意找借口向老人买些不值钱的红薯、玉米，用高于市价几倍的钱“收购”，既帮了忙，又留足了体面。
“最关键的在这里。”林定军指着周明远的讯问笔录，其中一段被加粗：“我承认伪造文件，所有责任我承担，别找孩子谈话。”前世他以为这是认罪态度好，现在才读懂背后的护犊心切——他怕办案人员去学校核实，让李晓雅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
小陈突然想起什么，从抽屉里翻出份旧报纸：“去年李晓雅考上了师范大学，采访里说‘最感谢周老师，他从没让我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报纸上的女孩笑得灿烂，胸前别着的钢笔，笔帽上刻着个“周”字——正是周明远退休时送给她的礼物。
林定军拿起笔，在卷宗扉页写下补充意见：“1. 重新核实李晓雅家庭经济状况，调取医院诊断证明及村委会证明；2. 收集周明远历年资助学生的记录（如教案批注、转账凭证）；3. 询问李晓雅本人，确认其对‘伪造证明’是否知情及态度；4. 结合动机与社会效果，重新评估行为性质。”
写完放下笔时，晨光已经铺满了整个桌面。卷宗里周明远的照片在光线下显得格外温和，银丝眼镜后的眼睛像藏着片湖，映着他教过的每一个学生。林定军想起那本教案的最后一页，周明远用铅笔写了句：“教育不是注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把火——别让贫困把火浇灭了。”
“把这些补充材料整理好，”他对小陈说，“下午开检委会，我们讨论一下是否启动再审。”
小陈抱着卷宗往外走时，听见林定军在身后轻轻叹了口气。阳光透过窗户落在那本旧教案上，把“尊严”两个字照得透亮——原来有些规则的缝隙里，藏着比合规更重要的东西，比如一个老师用余生护着的，一个孩子的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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