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开示时间比较长，结束后天光已经初亮，寺内僧众按各自预定安排，出坡的出坡，外出的外出，留寺的留寺。
我出了大雄宝殿，也正往后寺走，边走边挽起袖子，打算去后厨帮忙干点杂活。
突然有人疾步从后面追上我，在我身后轻轻喊了一声名字，定眼一看，原来是师叔的侍者。
只听他气喘吁吁的说道：远公邀我去东林寺后山的译经台，有事要和我说。
译经台在东林寺后山一片缓坡之上，名字叫台，实则是几间独立小院，院前平台，连成一体，大且平整，是以译经台以台为名。
译经台并非佛门祖制，而是东林寺特有的修筑，是远公初建东林时倡建，供翻译佛经的外番高僧使用。
这些年来，只要听说有外番经师来到江东，师叔都会延请至东林寺，劝其逗留一些年月，并安排人手，协助这名经师，将他所能通诵的佛门经典，都翻译成汉语。
此时的东林寺，确实如远公所言，随着驻寺僧人渐多，寺内的屋舍布局已现局促，又往来众多，稍嫌嘈杂。寺内环境，并不利于译经。
对此，远公早有预见，所以译经台选址，从立寺之初，就未放在寺内，而是放在寺后山林之中，此处人迹少至，特取其清幽而已。
驻锡过译经台的外番经师，最有名的是觉贤大师。觉贤是天竺释迦族人，是佛陀的叔父甘露饭王的后代。
这甘露饭王育有数子，但到底是几个儿子，年代久远，众说纷纭，有说三人，有说四人，还有说五人的，但留下姓名的只有两个人。
二子其一，就是阿难。他是佛陀十大弟子，以多闻着称，长期担当佛陀侍者。阿难还有个哥哥，汉译名叫天寿，也曾拜在佛陀门下学习佛法。
觉贤初来中原，先是投在北地，因精通佛法，又明辨戒律，为众人拥护，木秀于林，因此也惹来一些事端。
有一次，在聚众讲经说法时，他被人用言语设计，不小心显露了一手神通。
按佛制，除非极其特殊的情形下，佛门修行人不得对信众妄显神通，不得以神通吸引信众，更不得用神通来获得名闻利养。
佛门之中，这一戒律极为严格。无论是直接显露神通，还是对信众明称、暗示或默认自己身怀神通，都属破戒。
觉贤大师露了这一手神通，自然是犯了大戒，所在僧团开了个羯磨会，讨论对他的处罚事宜。
羯磨是佛门的一种议事会议，在会上，由众僧对僧团内部事务进行集体表决。
觉贤大师的这点过错，究其原因，原本多有可原，料想惩罚也不会太重。
不料，有人借机在僧团里操弄群意，引经据典，上纲上线，竟给他定了个极重的驱摈处理。
对僧人来说，驱摈是一种极为严重的处罚。
受驱摈者，不但要逐出僧团，不得与僧众共居，而且还不得授戒，不得收徒，不得说法，不得受供养。
而驱摈之最重者，叫尽形寿驱摈，也就是永远开除僧籍，完全禁绝于僧团。
而当时，觉贤就是受了这个尽形寿驱摈，在北地已经弄得衣食不继，再也待不下去了。
当时，正好远公的弟子昙邕奉命去北地送信，听到这个消息，当机立断，费尽力气，将觉贤寻到。
当时的觉贤，已是绝粮数日，身体羸弱，眼看命在旦夕。昙邕悉心调理后，又亲自护送，将他迎来东林寺。
远公得知后，喜出望外，不顾教门内的种种压力，将其安置在了寺外的译经台。前前后后，觉贤在东林寺待了有一年多。
远公根据这一年多的近身观察，加上多方搜集的一些情况，对他被驱摈一事有了完整的自我判断。
紧接着，远公给北方僧团的诸位高僧大德逐一写信，反复解释，终于恢复了觉贤的僧籍，洗清了他所背负的过重处罚。
也就是在这一年多里，觉贤译出了多部佛经。恢复僧籍后，觉贤也无意再返回北地，此后一直逗留江东，一心译经。
他先是译出了《华严经》六十卷，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六十华严，后又与人合作，译出了《大众律》一百二十五卷。
这两部经，分别成为了汉地佛教两大宗门华严宗和律宗的经典基础，对汉地佛教影响甚大。
但最近这段时间，译经台上没有外来经师挂单，暂时空置，在庐山夏日的早晨里，显得尤为清幽。
等我疾步走到，只见译经台的平台上，有几套石桌石凳，而师叔与陶先生、陆先生三人，已经在一张石桌前寂然坐定，专候我一人。
盛夏时日，天光初亮的晨熹下，林间朝雾尚未散去，气氛静谧而凝重。
我顾不得身上的朝露，连忙赶上前去，郑重的向远公三人做了揖。
他往常的威严面目，今天平添了几分慈祥，见我来到，也不多话，开门见山的说：
“我打算让你去照顾陶先生一段时间，从今往后，你要改口叫陶先生为陶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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