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纪七，从公元526年（丙午年）到公元527年（丁未年），共二年。
普通七年（公元526年，丙午年）
春天，正月初一辛丑日，朝廷宣布大赦天下。
壬子日，北魏让汝南王悦兼任太尉。
北魏安州的石离、穴城、斛盐这三处边防营寨的士兵造反了，他们响应杜洛周，加起来有两万人。杜洛周从松岍赶来与他们会合。行台常景派别将崔仲哲在军都关屯兵拦截，结果崔仲哲战死，元谭的军队在夜里溃败。北魏就派别将李琚代替元谭做都督。崔仲哲是崔秉的儿子。
以前，北魏广阳王深和城阳王徽的妃子有一腿。城阳王徽当时担任尚书令，很受胡太后信任。正好恒州人请求让广阳王深当刺史，城阳王徽就说广阳王深心思难测。等到杜洛周造反，在恒州的五原降户打算拥戴广阳王深为首领，广阳王深害怕了，就上书请求回洛阳。北魏于是派左卫将军杨津代替广阳王深做北道大都督，下诏让广阳王深当吏部尚书。城阳王徽是元长寿的孙子。
五原降户鲜于修礼等人率领北镇流民在定州的左城造反，还改了年号叫鲁兴，然后带兵攻打定州城，定州的守军抵抗得不太顺利。杨津到了灵丘，听说定州情况危急，赶紧带兵去救援，进入并据守定州城。鲜于修礼来了之后，杨津想出城攻击，长史许被不同意，杨津气得拔剑就砍他，许被跑掉才没被砍到。杨津打开城门出战，斩杀了几百敌人，叛军退了，人心才稍微安定了些。不久朝廷下诏让杨津当定州刺史兼北道行台。北魏又任命扬州刺史长孙稚为大都督北讨诸军事，和河间王琛一起去讨伐鲜于修礼。
二月，甲戌日，北伐的各路军队解除戒严。
北魏西部的敕勒人斛律洛阳在桑干西边造反，还和费也头牧子勾结在一起。三月甲寅日，游击将军尔朱荣在深井打败了斛律洛阳，在河西打败了费也头牧子。
夏天，四月，乙酉日，临川靖惠王萧宏去世。
北魏又大赦天下。
癸巳日，北魏封侍中、车骑大将军城阳王徽为仪同三司。城阳王徽和给事黄门侍郎徐纥一起在太后面前诋毁侍中元顺，结果元顺被调出京城，去当护军将军、太常卿。元顺在西游园向太后告辞时，徐纥在旁边侍奉，元顺指着徐纥对太后说：“这家伙就是魏国的太宰嚭，只要魏国不灭亡，他就死不了！”徐纥缩着肩膀退出去，元顺大声呵斥他说：“你这种舞文弄墨的小角色，也就配在几案前干点杂活，怎么能玷污门下省，破坏我们的伦理纲常！”说完抖抖衣服就站起来走了。太后默不作声。
北魏朔州城的百姓鲜于阿胡等人占据城池造反。
杜洛周向南出兵抢掠蓟城，北魏常景派统军梁仲礼打败了他。丁未日，都督李琚和杜洛周在蓟城北面交战，结果战败身亡。常景率领众人抵抗，杜洛周就带兵退回上谷。
长孙稚行军到邺城时，朝廷下诏解除他大都督的职务，让河间王琛代替他。长孙稚上书说：“之前我和琛一起在淮南，琛战败我保全了军队，结果就结下了私人恩怨，现在实在难以接受他的指挥。”朝廷没答应他。继续前进到呼沱时，长孙稚不想马上开战，河间王琛不听他的。鲜于修礼在五鹿半路截击长孙稚，河间王琛又不派兵救援，长孙稚的军队大败。长孙稚和河间王琛都因此被撤职。
五月，丁未日，北魏皇帝下诏说要亲自北伐，朝廷内外都戒严了。但后来又没去成。
衡州刺史元略自从到了江南，从早到晚都在哭，就像守丧一样。等到北魏元义死了，胡太后想召回元略。她知道元略是因为刁双才得以逃脱，就征召刁双为光禄大夫，还派江革、祖暅之回南朝，想以此换回元略。梁武帝以隆重的礼节送元略回去，还给予他丰厚的赏赐。元略刚渡过淮河，北魏就封他为侍中，赐爵义阳王；还任命司马始宾为给事中，栗法光为本地县令，刁昌为东平太守，刁双为西兖州刺史。凡是元略经过的地方，只要提供过一顿饭、一晚住宿的人都有赏赐。
北魏任命丞相高阳王雍为大司马。又让广阳王深再次担任大都督，去讨伐鲜于修礼；章武王融担任左都督，裴衍担任右都督，都受广阳王深指挥。
广阳王深带着自己的儿子一起出征，城阳王徽就对太后说：“广阳王带着他的宝贝儿子，手握重兵在外，恐怕会有不轨之心。”太后就下令让章武王融和裴衍暗中防备他。章武王融和裴衍把太后的敕令拿给广阳王深看，广阳王深害怕了，以后不管事情大小，都不敢自己做决定。太后派人问他原因，他回答说：“城阳王徽对我恨之入骨，我在外面远离朝廷，徽要陷害我，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自从徽执政以来，我上表请求的事情，大多不被批准。徽不光是要害我，跟我一起的将士，有功劳的都被排挤打压，待遇比不上其他军队的人，还特别遭他嫉恨。有时候将士犯了点小错，他就用重法惩处，甚至处死。所以跟我出征的人，没有不害怕的。说我好话的人，他就当成仇人；说我坏话的人，他就当成亲戚。徽在朝中掌权，每天都想找机会把我置于死地，我怎么能安心呢！陛下要是能让徽到外地去当州官，我就没有后顾之忧了，这样我或许能在战场上拼死杀敌，尽我的忠心和力量。”太后没听他的。
城阳王徽和中书舍人郑俨等人互相勾结，表面上看起来温柔谨慎，实际上心胸狭隘、嫉妒心强，赏罚全凭自己心情，北魏的朝政因此越来越混乱。
戊申日，北魏燕州刺史崔秉率领众人弃城逃到定州。
乙丑日，北魏任命安西将军宗正珍孙为都督，去讨伐汾州造反的胡人。
六月，北魏投降的蜀人陈双炽聚众造反，自称始建王。北魏任命代理镇西将军长孙稚为讨蜀都督。别将河东人薛修义单人匹马到陈双炽的营垒下，跟他讲清利害关系，陈双炽就投降了。朝廷下诏任命薛修义为龙门镇将。
丙子日，北魏把义阳王元略改封为东平王，不久后，又升任他为大将军、尚书令。元略很受胡太后信任，地位和城阳王徽差不多。但因为徐纥、郑俨掌权，元略也不敢违抗他们。
杜洛周派都督王曹纥真等人带兵抢掠蓟南。秋天，七月，丙午日，行台常景派都督于荣等人在栗园攻击他们，大获全胜，斩杀了王曹纥真以及三千多名士兵。杜洛周率领众人向南前往范阳，常景和于荣等人又打败了他。
【内核解读】
普通七年（公元526年）的历史，是北魏乱局的“加速恶化期”与梁朝“观望消耗期”的交织。这一时期，北魏的内斗从宫廷延伸至战场，叛乱势力此起彼伏；梁朝则在宗室荒诞与外交试探中错失机遇，南北政权的颓势与挣扎，共同勾勒出乱世的残酷底色。
北魏的“内耗至死”：权力斗争压垮平叛希望
--城阳王徽的“构陷政治”：朝堂与战场的双重破坏。
城阳王徽凭借胡太后的信任，将权力斗争置于平叛大局之上：因私怨诋毁广阳王深“心不可测”，导致深被迫放弃北方兵权；在深重掌军权后，又诬陷其“将有异志”，迫使太后密令章武王融、裴衍监视深，最终让深“事无大小不敢自决”。这种“以私怨毁公义”的操作，不仅瓦解了军队指挥体系，更寒了前线将士之心——深在奏疏中痛陈：“有勋劳者皆见排抑，有言臣善者视之如仇雠”，道出了北魏官场“贤愚颠倒”的病态。
徽与郑俨、徐纥“更相阿党”，将赏罚变为私器，彻底摧毁了北魏的行政公信力。当“构陷”成为权力常态，“忠诚”便成了高危品质，整个统治集团陷入“互害模式”，平叛自然沦为空谈。鲜于修礼在定州起事、朔州城民反叛、敕勒斛律洛阳响应，这些叛乱的蔓延，本质上是北魏“自毁长城”的必然结果。
--长孙稚与元琛的“私斗误国”：军事体系的彻底崩塌。
长孙稚与元琛因“淮南旧怨”在平叛中互相掣肘：稚不欲战，琛强行进军；鲜于修礼在五鹿邀击稚时，琛竟坐视不救，导致魏军大败。这种“宁可败于贼，不可利于同僚”的心态，暴露了北魏将领的集体堕落。朝廷对二人“并坐除名”的惩戒，看似公正，却无法改变“将领私斗高于国家利益”的现实。
更致命的是，北魏军队已丧失基本的战斗力与凝聚力：李琚与杜洛周战于蓟北败没，崔秉弃燕州奔定州，将领或怯懦避战，或望风而逃。唯一的亮点是常景在栗园大破杜洛周，但这种局部胜利无法扭转“叛乱愈剿愈多”的整体颓势——当军事体系被内斗腐蚀，再多的胜仗也只是苟延残喘。
梁朝的“无为消耗”：外交试探与宗室乱政的双重迷失
--元略北返：一场“礼仪大于实质”的外交秀。
梁武帝以“备礼遣还”的方式送元略归魏，看似彰显“正统气度”，实则是一场徒劳的外交试探。北魏虽对元略“宠赠甚厚”，拜为侍中、尚书令，但实权仍掌握在徐纥、郑俨手中，元略“亦不敢违”，根本无法成为梁朝在北魏的“代理人”。这场交易中，梁朝损失了江革、祖暅之等人才，却未获得任何实际利益，暴露了梁武帝“重虚名轻实利”的外交短板。
元略在江南“晨夕哭泣，常如居丧”的表现，与其归魏后的“屈从徐郑”形成对比，既反映出北人对故土的执念，也证明梁朝对北方士民的吸引力有限。南北对峙的关键从来不是“正统名分”，而是实力与治理能力，梁武帝显然未能参透这一点。
--宗室荒诞的延续：制度缺陷的致命发酵。
与北魏的“权臣乱政”不同，梁朝的内耗体现在宗室的持续失控。尽管邵陵王萧纶已被免官，但史料中“北伐众军解严”的记载，暗示梁朝因内部混乱放弃了趁北魏内乱北伐的可能。梁武帝对宗室的纵容（如之前对萧纶的轻罚），形成了“犯错成本极低”的恶性循环，导致权贵阶层普遍缺乏责任感——临川王宏卒于此时，这位曾“畏敌弃甲”的宗室重臣的离世，竟未在史料中留下任何波澜，反衬出梁朝统治阶层的麻木。
乱世中的“微光与伏笔”：个体选择与势力洗牌
--薛修义的“攻心之策”：乱世生存的另类智慧。
北魏别将薛修义“轻骑诣陈双炽垒下，晓以利害”，兵不血刃劝降反蜀势力，展现出比单纯军事镇压更高效的平叛思路。这种“攻心为上”的策略，与于谨劝降铁勒、常景击败杜洛周的战术，共同构成了乱世中“智胜”的稀缺样本。可惜的是，北魏朝廷未能将这种智慧上升为制度性策略，反而沉溺于内斗，让个体的闪光被整体的黑暗吞噬。
--尔朱荣的“静默扩张”：北方新秩序的潜伏者。
尔朱荣在深井击破斛律洛阳、在河西击败费也头牧子，继续积累军事实力。此时的他虽未直接介入中央政局，却通过平定边地叛乱、吸纳人才（如之前投奔的斛律金），悄然成为北魏最具实力的地方豪强。城阳王徽的构陷、徐纥的专权，恰恰为尔朱荣日后“清君侧”提供了口实，北方的权力重心已在不经意间向秀容转移。
结语：崩塌加速度下的历史惯性
普通七年的核心悲剧在于：北魏的内斗已从“权力争夺”升级为“集体自毁”，梁朝则在“无所作为”中错失窗口期。城阳王徽与徐纥的专权、长孙稚与元琛的私斗、梁武帝的外交虚耗、宗室的持续失控，这些看似孤立的事件，实则是南北政权“制度失效”的共同表现——当纠错机制失灵，当责任意识消亡，当权力成为掠夺工具，政权的崩塌便只是时间问题。
这一时期最深刻的启示在于：乱世的残酷不仅在于战火纷飞，更在于人性的扭曲与制度的崩坏。北魏将士在前线浴血，朝堂却在构陷忠良；梁朝有机会北伐，却因内耗错失良机。而薛修义的智慧、常景的战功、尔朱荣的蛰伏，则预示着旧秩序崩塌后，新的力量正在废墟中孕育——他们将在不久的将来，以更血腥、更彻底的方式，重构南北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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