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仆射元纂以行台的身份镇守恒州。鲜于阿胡带着朔州的流民攻打恒州，戊申日，他们攻陷了平城，元纂逃到了冀州。
梁武帝听说淮河大坝那边水势很大，寿阳城几乎要被淹没了，就又派郢州刺史元树等人从北路攻打黎浆，豫州刺史夏侯亶等人从南路攻打寿阳。
八月癸巳日，反贼首领元洪业杀了鲜于修礼，向北魏请求投降；但反贼中的葛荣又杀了元洪业，自己取而代之。
北魏安北将军、都督恒、朔讨虏诸军事尔朱荣路过肆州，肆州刺史尉庆宾忌惮他，据守城池不出来。尔朱荣生气了，就起兵袭击肆州，抓住尉庆宾带回秀容。还任命他的堂叔羽生为肆州刺史，北魏朝廷也拿他没办法。当初，贺拔允和他弟弟贺拔胜、贺拔岳跟着元纂在恒州，平城沦陷的时候，贺拔允兄弟走散了，贺拔岳投奔了尔朱荣，贺拔胜逃到了肆州。尔朱荣攻克肆州后，得到贺拔胜，高兴地说：“得到你们兄弟，天下都不难平定啦！”就任命贺拔胜为别将，军中大事经常和他商量。
九月己酉日，鄱阳忠烈王萧恢去世。
葛荣收编了杜洛周的人马后，向北前往瀛州，北魏广阳忠武王元深从交津带兵跟着他们。辛亥日，葛荣到了白牛逻，带着轻骑兵突然袭击章武庄武王元融，把他杀了。葛荣自称天子，国号齐，改元广安。元深听说元融战败，就停止进军。侍中元晏在太后面前宣称：“广阳王磨磨蹭蹭不前进，是心怀不轨，想图谋不轨。有个叫于谨的人，智谋过人，是他的主要谋士，在这种动荡的时候，恐怕他们不是陛下的忠诚臣子。”太后觉得很有道理，就在尚书省门口贴出告示，招募能抓到于谨的人，说有重赏。于谨听说后，对元深说：“现在太后临朝听政，相信那些小人的谗言，如果不向太后表明殿下您的一片忠心，恐怕大祸很快就会降临。我请求自己去朝廷，向有关部门认罪。”于是他直接到告示下面，自称是于谨；有关部门就把这事报告给太后。太后召见他，非常生气。于谨详细地讲述了元深的忠诚，还说明了停止进军的原因，太后这才消了气，放了他。
元深带兵往回走，前往定州，定州刺史杨津也怀疑元深有不轨之心；元深听说后，就停在州城南边的佛寺里。过了两天，元深召集都督毛谥等几个人，和他们紧紧握手立约，说在危难的时候，要互相救助。毛谥却更加怀疑他了，偷偷告诉杨津，说元深图谋不轨。杨津派毛谥去讨伐元深，元深赶紧逃走，毛谥带着人呼喊着追赶。元深和身边的人从小路逃到博陵地界，碰到葛荣的巡逻骑兵，被抓住带到葛荣那里。反贼们看到元深，有些还挺高兴，可葛荣刚称帝，很厌恶元深，就把他杀了。城阳王徽诬陷元深投降了反贼，还把他的妻子儿女抓了起来。元深府里的佐官宋游道为他申诉，他们才被释放。宋游道是宋繇的玄孙。
甲申日，北魏行台常景打败杜洛周，斩杀了他的武川王贺拔文兴等人，俘虏了四百人。
就德兴攻陷了北魏的平州，杀了刺史王买奴。
天水的百姓吕伯度，本来是莫折念生的同伙，后来占据显亲抵抗莫折念生；但没打赢，就逃去投奔胡琛，胡琛封他为大都督、秦王，给他兵马，让他去攻打莫折念生。吕伯度多次打败莫折念生的军队，又夺回显亲，然后就背叛胡琛，向东引来魏军。莫折念生走投无路，向萧宝寅请求投降，萧宝寅派行台左丞崔士和占据秦州。北魏任命吕伯度为泾州刺史，封平秦郡公。大都督元修义把军队停在陇口，很久都不前进。莫折念生又反叛了，抓住崔士和送给胡琛，在半路上把他杀了。过了很久，吕伯度被万俟丑奴杀了，反贼的势力越来越大，萧宝寅根本控制不住。胡琛和莫折念生勾结起来，对破六韩拔陵的态度也越来越傲慢，破六韩拔陵派他的臣子费律到高平，引诱胡琛，把他杀了，万俟丑奴吞并了胡琛的全部人马。
冬天，十一月庚辰日，朝廷大赦天下。
丁贵嫔去世了，太子伤心到连水和粥都不吃，梁武帝派人对他说：“悲伤不能伤害了身体，况且我还在呢！”太子这才喝了几合粥。太子原本身体又肥又壮，腰带都有十围宽，到这时瘦了一大半。
夏侯亶等人的军队进入北魏境内，一路势如破竹，所到之处都被攻克。辛巳日，北魏扬州刺史李宪献出寿阳投降，宣猛将军陈庆之进入并占领了这座城，总共收降了五十二座城，俘获男女七万五千人。丁亥日，梁武帝放李宪回北魏，又把寿阳设为豫州，把合肥改为南豫州，任命夏侯亶为豫、南豫二州刺史。寿阳长期遭受战争，百姓流离失所，夏侯亶减轻赋税，鼓励百姓务农，减少劳役，没过多久，百姓人口又充实起来。
杜洛周包围了范阳，戊戌日，当地百姓抓住北魏幽州刺史王延年、行台常景，送给杜洛周，还打开城门迎接他。
北魏齐州平原的百姓刘树等人造反，攻陷了郡县，多次打败州里的军队。刺史元欣任命平原的房士达为将领，把他们平定了。
曹义宗占据穰城，威胁到新野，北魏派都督魏承祖和尚书左丞、南道行台辛纂去救援。曹义宗作战失利，不敢再前进。辛纂是辛雄的堂兄。
北魏的盗贼越来越多，不停地出兵征讨，国家的费用都快花光了，提前征收了六年的田租和户调，还是不够，于是就取消了给百官供应的酒肉，还每人再收一文钱的税，连旅店和店铺都要征税，老百姓怨声载道。吏部郎中辛雄上奏说：“不管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的百姓，一起起来造反，难道是他们有什么别的想法吗？其实就是因为地方官员选得不好，老百姓实在受不了他们的压迫。现在应该赶紧安抚百姓。但一直以来，郡县官员的选拔都不受重视，那些贵族子弟和有才能的人，都不愿意去当地方官。应该改变这种弊端，把郡县分为三等，选拔清廉官员的方法，要尽可能地选拔出有才能和声望的人，如果不能兼顾，那就优先考虑有才能的人，不能只按资历。三年考核一次，有称职的，就提拔到京城担任有名望的官职；如果没有当过郡县官员，就不能担任朝廷内部的职务。这样大家就会努力上进，冤屈也能得到伸张，那些强横不法的人自然就会收敛了。”但朝廷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内核解读】
普通七年（公元526年）下半年的历史，如同一场加速坠落的雪崩：北魏在叛乱与内斗中彻底失控，都城平城陷落，宗室重臣接连被杀；梁朝虽趁势夺取寿阳，却难掩内部的沉疴。这段历史中，权力的崩塌与野心的膨胀交织，个体的挣扎与时代的洪流碰撞，深刻揭示了乱世中“毁灭与机遇并存”的残酷逻辑。
北魏的“全域崩盘”：从核心崩塌到体系瓦解
--平城陷落：象征意义的致命失守
鲜于阿胡攻陷平城，不仅是北魏北方防线的崩溃，更意味着其“龙兴之地”的丢失。平城作为北魏旧都，承载着鲜卑拓跋氏的历史记忆与统治合法性，它的陷落如同抽走了北魏的精神支柱。行台元纂“奔冀州”的狼狈，与百年前北魏迁都洛阳时的雄心形成讽刺对比——这个曾以武力统一北方的政权，如今连祖宗故地都无法守护。
更可怕的是，叛乱已形成“连锁反应”：葛荣杀鲜于修礼自立，建国号齐；杜洛周陷范阳，幽州刺史被民执送叛军；就德兴夺平州，地方官或死或逃。北魏的行政体系从边疆到腹地全面瘫痪，“政令不出洛阳”成为现实。
--尔朱荣的“趁乱扩张”：地方豪强的权力接管
尔朱荣以“肆州刺史尉庆宾忌之”为由，袭取肆州，自行任命从叔羽生为刺史，北魏朝廷“不能制”。这一事件标志着地方豪强已彻底摆脱中央控制，开始以武力划分势力范围。尔朱荣对贺拔胜、贺拔岳兄弟的重用（“得卿兄弟，天下不足平也”），展现出其识人用人的眼光与“收揽豪杰”的野心。此时的他虽未入主洛阳，却通过控制肆州、吸纳人才，悄然成为北魏最具实力的“幕后玩家”。
--广阳王深之死：内斗的终极恶果
广阳王深作为北魏少有的能战宗室，却因城阳王徽的持续构陷（“盘桓不进，坐图非望”）、定州刺史杨津的猜忌，最终陷入“进退维谷”的绝境。即便于谨“束身诣阙”自证清白，也无法扭转深被孤立的命运。深最终被葛荣游骑捕获杀害，而徽竟“诬深降贼，录其妻子”，将内斗的残酷推向极致。深的死，不仅是北魏损失一员良将，更是“自毁长城”的标志性事件——当忠臣良将死于自己人的构陷，这个政权的道德与制度已彻底破产。
梁朝的“局部得势”：军事胜利与深层隐忧
--夺取寿阳：战术成功与战略局限
夏侯亶、陈庆之等趁北魏内乱，连下五十二城，俘获七万五千人，收复寿阳，堪称梁朝北伐的巅峰。夏侯亶“轻荆薄赋，务农省役”的治理，短期内稳定了新占领区，展现出南朝治理能力的优势。但这场胜利的本质是“趁虚而入”——北魏主力被葛荣、杜洛周牵制，寿阳守军孤立无援，并非梁朝军力超越北魏。
梁朝未能利用寿阳大捷扩大战果，反而在收复后“纵李宪还魏”，显示其缺乏彻底北伐的决心。梁武帝的战略始终停留在“收复淮南”的保守层面，未能抓住北魏“全域崩盘”的历史机遇，暴露了南朝“偏安心态”的根深蒂固。
--内部隐忧：太子守孝与宗室凋零
丁贵嫔去世后，太子萧统“水浆不入口”，身体“减削过半”，反映出梁朝核心权力层的脆弱。鄱阳王萧恢的离世，进一步削弱了宗室力量。此时的梁朝，表面上疆域扩张，内里却因“太子体弱”“宗室凋零”“武帝年迈”埋下权力交接的隐患。与北魏的“激烈内斗”不同，梁朝的危机是“温水煮青蛙”式的——在看似稳定的表象下，活力逐渐流失。
叛乱势力的“迭代升级”：从“生存反抗”到“政权野心”
--葛荣的崛起：叛乱的“规模化与制度化”
葛荣杀元洪业、灭章武王融、杀广阳王深，展现出远超破六韩拔陵、杜洛周的军事与政治能力。他“自称天子，国号齐”，建立政权架构，标志着六镇之乱从“边镇士兵的生存反抗”升级为“争夺天下的割据战争”。葛荣能吸纳杜洛周部众，连败北魏宗室，反映出其整合叛乱力量的能力——这既是北魏压迫的结果，也是乱世中“强者生存”法则的体现。
--胡琛与莫折念生的火并：叛军的“内耗逻辑”
胡琛与莫折念生的相互攻杀，破六韩拔陵诱杀胡琛，万俟丑奴并其部众，揭示了叛乱势力的致命弱点：缺乏统一领导与共同目标，极易因利益冲突自相残杀。这种“内耗”虽暂时缓解了北魏的压力，却也让叛乱力量更加碎片化，为尔朱荣日后“各个击破”创造了条件。
制度崩溃的“连锁反应”：从“财政枯竭”到“治理失效”
--北魏的“竭泽而渔”：财政破产与民心丧失
北魏为应对叛乱，“预徵六年租调”“税入得人一钱，及邸店皆有税”，这种饮鸩止渴的财政政策，将底层民众推向绝境。辛雄上疏指出“守令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是叛乱根源，建议“改郡县选举，三载黜陟”，却被朝廷无视。当统治阶层既不愿解决“吏治腐败”的根本问题，又试图通过搜刮民财维持统治，民心的丧失便不可逆转。
--“清官不愿任郡县”的困境：基层治理的全面瘫痪
辛雄提到“贵游俊才，莫肯居郡县”，揭示了北魏官僚体系的结构性缺陷：士族精英扎堆中央，轻视地方治理，导致基层权力被贪腐小吏把持。这种“重中央轻地方”的治理模式，在太平时期已埋下隐患，乱世中则直接引发“官逼民反”。当朝廷失去对基层的控制，叛乱的蔓延便成必然。
结语：乱世的“权力真空”与新秩序的孕育
普通七年下半年的历史，本质是北魏“系统性崩溃”的完成时。平城陷落、广阳王深被杀、尔朱荣割据肆州、葛荣建国称尊，标志着旧秩序已彻底瓦解。梁朝虽获寿阳之利，却因战略保守与内部隐忧，无力填补北方的权力真空。
此时的中国北方，正处于“旧权威崩塌、新权威未立”的过渡期。葛荣的叛乱帝国、尔朱荣的地方豪强、北魏残余的中央势力，将在接下来的岁月中展开残酷博弈。而梁朝的“局部胜利”，终究只是乱世中的短暂插曲——历史的重心，已悄然向那些能在废墟中重建秩序的力量倾斜。这段历史最深刻的启示在于：政权的存续，不在于疆域大小或历史长短，而在于能否解决民生疾苦、整合社会力量、遏制内部腐败。北魏的灭亡与梁朝的局限，都印证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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