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如棋,瞬息万变。海东省德化教育的艰难实践、西北疆域伴随着“逼蒙西征”策略的开拓、林灵素在耶路撒冷以“神无方”之义举力挽瘟疫狂澜……这一系列来自帝国边疆乃至万里之外的讯息,如同无数道溪流,汇入汴京,在宋徽宗赵佶的心海中激起层层波澜。
御书房内,烛火通明,映照着三位决定帝国走向的人物。赵佶负手立于窗前,望着窗外沉沉的夜色,良久,方缓缓转身,目光扫过端坐的朱熹与静立如松的刘混康。
“海东以礼法强行同化,耶路撒冷林灵素却以‘气’之仁心跨越教门之见;西北拓疆以兵威,‘逼蒙西征’之策更似借刀杀人,而朝霞城却能以‘道器’无声浸润西洋……诸般事端,纷繁交错。”赵佶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与深思,“朕常思,我大宋立国之本,驭夷之方,究竟何在?莫非仅凭兵甲之利,礼法之严乎?”
朱熹闻言,整了整衣冠,肃然开口,声音沉厚而坚定:“陛下所虑,实乃根本。臣近日思之,‘显诸仁,藏诸用’。此语可明体用之道。若以仁爱为根本之体,据此制定礼法,则仁为体,礼为用;若以礼法来践行、体现仁心,则礼为体,仁为用。体用交错运行,仁义相互含藏,其根基方能稳固。”
他顿了顿,目光灼灼,继续阐发,言辞愈发犀利:“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在于有‘仁’!中国之所以异于夷狄,在于有‘仁’!君子之所以异于小人,在于有‘仁’!禽兽夷狄并非全无一点灵明,小人在夜深人静时也偶有善念,其心中‘仁’并非不存在,只是因为他们缺失了‘礼’!虽有存焉者而不能显发,虽有显焉者而无所藏养、无法持续。故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礼,何其伟大!乃是天道藏于世间、人道得以显明的准则!”
这番论述,将“仁”提升到了文明存续与辨别的最高准则,而“礼”则是使“仁”得以显发和持守的关键。
一直沉默的刘混康,此刻却微微摇头,声音缥缈如自天外传来:“朱子论仁礼,固然精妙。然则,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道法自然,无为而无不为。林灵素耶路撒冷之行,其所依‘神无方’,‘一于气’,近乎吾道之‘无’。夷狄之民,亦感其‘仁’而得活,彼时可有‘礼’乎?强以华夏之‘礼’框万民,恐如海东般,生‘欺心’之弊。仁心或可超越礼之形迹,直指本源之气。”
朱熹立刻反驳:“国师所言,乃超越之境,非常人可及。无礼之仁,如同无堤之水,泛滥难久,易入虚无狂禅。林灵素施药,其筑坛行仪,岂非‘礼’之一端?不过是合于彼时彼地之‘礼’耳。若无此形,其‘仁’何以凝聚、彰显?牧民之道,岂能无礼法纲常以为规矩?”
两人各执一端,一者重人道之显仁藏礼,一者重天道之自然无为,理念之争,顿显锋芒。
赵佶听着两位重臣的辩论,眼中光芒闪烁不定。他踱步至案前,手指轻轻划过那方真红真罡瓷笔洗,感受着其中蕴含的、既熟悉又陌生的磅礴气息。良久,他猛地抬头,眼中已是一片清明与决断。
“二卿所言,皆有至理。仁为天下共主,礼因时因地而制。然则,徒有仁心而无彰显之礼法,则仁流于空疏;徒有礼法而无仁心为体,则礼沦为虚文。”他声音渐沉,带着帝王的威严,“海东之挫,在于礼法未契其地之‘仁’;林灵素之成,在于其‘仁’契合了彼地生灵求生之‘气’,其仪轨亦可视为应机之‘礼’。”
他停顿片刻,一字一句道:“朕意已决。大宋未来之策,当以‘仁’为不变之体,以‘礼’为万变之用。无论是对内德化,还是对外经略,首要在于体察、引导、契合那天地万物生民共有之‘仁’、之‘气’!礼法制度,需据此‘仁’而变通,以求‘显仁藏用’之效。”
“即日起,设立‘礼制变通司’,由朱子总领其事,研议各地各族之情,斟酌礼法施行之度,务求‘缘仁制礼’。”赵佶看向刘混康,“国师则需更进一步,探察这无无能量网中,万民‘仁’气之流转,助朕明察秋毫。”
“至于这深红真罡,”他最后凝视着笔洗,“其英雄气,亦是‘仁’之刚猛一面,若能以我华夏博大之仁德化之、藏之、用之,何尝不能成为护佑神州之利器?”
朱熹与刘混康对视一眼,皆从对方眼中看到了凝重与一丝释然。帝王此言,已试图将理学之精微与道法之玄通熔于一炉,为帝国谋划一条更为宏大且灵活的道路。
“臣等,遵旨。”
御书房的烛火,直至黎明亦未熄。一场关于“仁”与“礼”、“体”与“用”的御前论道,初步奠定了大宋面对剧变世界的战略基石。一个以“仁”为核,以“礼”为用,试图包容并超越华夷之辨的“大宋正朔”,于此夜悄然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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