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光灯亮起的瞬间,林远下意识眯了下眼。记者的话音紧跟着传来:“林律师,您觉得这个案子能改变什么?”
他没急着回答,目光扫过人群,落在老陈背影上。那人正被人搀扶着往外走,脚步缓慢但稳。
“我希望它不只是一个故事。”他说完,转身离开。
第二天清晨,律所还没开门,林远已经坐在办公桌前。电脑屏幕亮着,录音文件一条条排列整齐,是他昨夜从手机导出的感谢会上每个人的发言。他逐段播放,听到关键处暂停,把内容记在纸上,再撕下来贴到墙上。断电、强拆、无人回应、证据消失……这些词被红笔圈出,连成一条线,又分出几条支线。
窗外天色由暗转亮,阳光斜照进来时,整面墙已密密麻麻布满纸条。他盯着那张写着“没人来”的便签看了很久,然后在下方补了一行字:**不是没有规则,是规则没被看见。**
三天后,《法治观察》刊发专题报道《一起旧案的余波》。文章指出,某些看似合规的法律背书行为,实则掩盖了权力与资本的不当联结,并以本案为引,呼吁将律师执业伦理审查纳入行业监管重点。
周正言看到这期杂志时,正在办公室煎药。他翻到最后一页,默默合上,把书放在案头。下午他接到司法局电话,邀请参加关于“律师社会责任边界”的座谈。会场里坐满了人,有律协领导,也有高校教授。轮到他发言时,他只说了几句实务中的困境,没提林远的名字。
散会后,他在楼梯口拦住林远。
“有人提了你的名字。”他说,“不是批评,是建议写进培训教材。”
林远点头,没多问。两人并肩走出大楼,门口停着一辆采访车,记者正收拾设备。周正言忽然停下脚步。
“以前我觉得,只要不犯错,就算守住底线。”他声音低了些,“现在看,光不犯错不够。”
林远看着他。这位曾讥讽他“查旧案不如多接赔偿案”的主任,如今鬓角全白,夹克袖口磨出了毛边。
“你来了,就是改变。”林远说。
周正言没回应,只是轻轻拍了下他的肩,像老陈那天一样,然后转身走向停车场。
又过了两天,老陈再次出现在律所门口。这次他没拎布袋,手里攥着一张折了四折的纸。他站在接待区等了近一个小时,直到林远开完庭回来。
“我找了些人。”他把纸递过去,“都是以前被征收过的,有的比我还早几年。他们一直没敢说话,怕惹事。”
林远接过打开,上面列着十几个名字,附带简短情况说明:谁的铺面被半夜拆了,谁的补偿协议签得不清不楚,谁去信访被打发了十年。
“现在他们想试试。”老陈说,“你说的那个维权指南,能不能印点给我们?”
林远没立刻答应。当天下午,他召集团队开了个短会,决定每月第一个周五设为公益咨询日,联合社区发放《征收维权指南》,并安排专人跟进线索登记。
第一场活动定在老城区文化站。那天来了二十多人,多数是中老年人。有人带来泛黄的合同复印件,有人拿着多年前的信访回执。林远和同事逐一接待,记录诉求,能当场解答的就讲清楚,涉及复杂情况的则登记备案。
快结束时,一个穿灰夹克的男人犹豫着走上前。他不说自己名字,只问:“如果证据早就没了,还能告吗?”
“不一定非要有原始证据。”林远说,“施工记录、供电日志、邻居证言,甚至当年的照片视频,都可能成为突破口。”
那人低头想了会儿,点点头,掏出本子记了下来。
晚上九点多,办公室只剩林远一人。他站在窗前,望着楼下街道。夜风穿过楼宇间隙,吹动路边梧桐树叶。一辆巡逻车缓缓驶过,顶灯旋转,在墙上投下短暂的光影。
他回头看了眼那面贴满纸条的墙。时间线依旧清晰,但意义已不同。起初是为了打赢一场官司,现在是为了理清一种模式——那些被忽视的细节,如何一步步导致权利崩塌。
手机震动了一下。助理发来消息:今天登记了十三条新线索,其中五条具备立案条件。
他回复:“先做初步调查,优先处理涉及老人和残疾人的。”
放下手机,他坐回桌前,打开文档,开始起草一份内部备忘录:《关于典型征收纠纷中共性问题的归纳与应对建议》。写到一半,停下来,在页脚加了一句:
> 正义不止于胜诉,更在于让更多人敢于主张。
凌晨一点,他关掉电脑,起身准备离开。灯熄灭前,视线掠过墙上那张泛黄的父亲执业证复印件。镜框边缘有些锈迹,玻璃也蒙了层薄灰。
他没去擦。
走到门口时,顺手带上公文包。包里除了日常卷宗,还放着那份刚打印好的备忘录。拉链合上的瞬间,一张纸角从侧袋滑出半寸,露出标题一行字:**程序正义的盲区识别与补救路径分析**。
走廊灯感应到动静亮了起来。他没回头,脚步均匀地走向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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